管理层过度自信影响了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负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乐观但精确性低的业绩预告。鉴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业绩预告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分析师跟踪数量作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发布自愿性业绩预告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结论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影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且这种过度自信也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供应商集中度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业绩预告精确性及其预告态度的视角

基于中国企业间关系信任的历史禀赋与现实情境,以2010-2017年A股公司业绩预告为样本,考察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与预告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越高,管理层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越低,预告态度也越倾向乐观。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负向影响在业绩预告修正情况下作用更明显,在业绩预告未修正时企业更倾向于乐观的业绩预告;同时企业在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情况下,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的反向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越倾向于披露乐观的业绩预告。以上研究为理解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未来盈利预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策略选择的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动机研究

随着业绩预告制度的实施和演进,我国资本市场上逐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这对于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披露业绩预告?通过借鉴西方的自愿信息披露理论,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的三类动机:资本市场交易、管理层股票收益和管理层能力信号传递,并以2001-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融资需求高、管理者利益协同程度高、会计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自愿披露业绩预告,并且国有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动机更弱。     

商誉减值与公司业绩预告行为

近年来,商誉减值引发的公司业绩“暴雷”风险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商誉减值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提高了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积极性,但降低了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机制检验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增加双重代理成本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坏消息、卖空机制下,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通过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以维稳股价的动机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商誉减值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准确度的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中更显著,在自愿披露公司与强制披露公司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对政策制定中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实证证据。     

女性高管能否改善业绩预告质量？

近几年业绩预告相关问题频发,利用业绩预告误导市场、牟取私利的案件屡见不鲜,引发投资者、债权人对业绩预告质量的担忧,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成为眼下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大热点。在女性高管群体日益壮大、影响力逐步提升的大背景下,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女性高管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有助于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包括业绩预告的准确度、业绩预告的精确度以及业绩预告的积极性。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内部寻租动机较强的企业,或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或核心岗位高管为女性的企业,女性高管对业绩预告准确度和精确度的提高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不仅丰富了女性高管的相关研究,拓展了业绩预告分析的文献,也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高管背景特征的业绩预告自愿披露行为研究

不管是国外的管理层盈余预测,还是我国的业绩预告,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来源.深入理解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对于投资者和监管者来说都十分重要.传统代理理论将管理者视为同质的,忽略了管理者个人对决策的影响.本文突破传统代理理论研究的缺陷,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从高管背景特征角度出发,研究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自愿披露行为.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表现为业绩预告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通过提高企业业绩波动、增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两种渠道恶化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未采用“四大”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规范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加强监管部门及外部力量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以及引导投资者辩证看待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盈余预告择时披露策略及市场反应研究——基于股票市场波动的视角

盈余预告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其披露规律也是学术界重要谜团之一。本文提出影响盈余预告披露的新机制——股市的波动性,并借此为特有的研究场景来观测管理层择时披露行为。本文以2003-2015年管理层盈余预告披露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管理层是否会利用股票市场的高频波动来选择盈余预告信息披露的时机及该策略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盈余预告披露决策会隐性观察市场的波动态势及其幅度,基于披露法定的时滞裁量空间,利用短期市场行情波动性选择较优的披露时机。具体体现在管理层倾向选择市场行情上升期披露更多坏消息,在市场行情下降期披露更多好消息;与不使用该策略的公司相比,使用该策略的公司能获得更好市场反应。     

高管持股、择时披露与市场反应

基于2001至2008年间A股公司业绩预告的样本,本文研究了高管持股对择时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以及市场对择时披露信息的反应。研究发现,A股公司在业绩预告时存在择时披露的行为:好消息①更倾向于在交易日披露,坏消息更倾向于在休息日披露。高管持股比例会显著影响择时披露策略: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进行择时披露的可能性也越高。从市场反应角度看,休息日披露的坏消息与交易日披露的坏消息没有显著差异,休息日披露的好消息反而会产生更加显著的正面市场反应。本文的研究意味着,高管持股比例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进行择时信息披露的可能性,但是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择时披露策略,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信息消化"假说。     

股权激励业绩条件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分析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草案与强制性业绩预告，本文分析了管理层针对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发现管理层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布之前的窗口期内会做出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的业绩预告，而且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设计会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影响，当公司使用单一的业绩目标进行考核、侧重净利润考核或者未使用行业相对指标时，管理层做出的业绩预告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无论是对于股票期权还是限制性股票，管理层均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且这种行为增加了管理层最终成功行权和解锁的可能性。另外，隐形激励（在职消费）和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如相对独立的董事会、分析师的跟踪、外部审计以及监管机构的关注都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