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让定价与企业国际避税问题研究——来自中国商品出口贸易的实证检验

跨国企业通过转让定价的方式来进行利润转移和国际避税,在发达国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伴随而来的企业国际避税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文章借鉴Bernard等(2006)的模型,考虑到我国反避税制度的具体规定,将出口量和税率差一并纳入价格差的决定方程,对其加以拓展,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通过转让定价方式开展国际避税的存在性、异质性和反避税效果,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加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中存在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的行为,且出口目的国与我国的税率差越大,转让价格偏离公平交易的价格幅度也就越大.(2)企业的避税程度因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内资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避税更加严重,资本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为严重.(3)税收协定作为针对转让定价的反避税制度,所起到的作用还相当有限.文章从避税动机的角度为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企业的"走出去"行为提供了一种思路,也为我国当前反避税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启示.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应对策略

根据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博弈分析的结论,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环境下,我国有效应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措施是:提高避税的处罚率,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滥用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力度;通过完善税务操作规程与细则,增大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推广预约定价制度,严格控制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进行反避税的调查成本。     

我国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政策的博弈分析及其完善

新企业所得税法一大亮点就是第一次引入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政策，在实施的一年多时间里其实际作用发挥如何，文章运用博弈论分析认为我国有关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政策具有单一性，不能有效规范跨国企业国际避税地避税行为，并借鉴国外做法提出控制反避税调查成本和对避税行为加收利息或罚款的建议。     

税制改革、产权安排与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笔者以2008年我国所得税税制改革后公司所得税税率下降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上市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产权安排对公司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前一年,税率降低公司存在显著的利润推迟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显示这种利润推迟盈余管理只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出现,而国有控股公司并没有进行明显的利润推迟盈余管理.研究结论为产权安排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避税新思路

两税合并之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呈"一税两法"格局,外资企业利用我国涉外法规和税收征管中存在的诸多漏洞进行避税。新税法实现了"四个统一",由过去"区域优惠为主"转而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优惠体系,新税法借鉴国际惯例,对防止关联方转让定价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增加了一般反避税、防范资本弱化、防范避税地避税等条款,强化了反避税手段,势必改变外资企业在华的避税策略。     

外资企业避税行为的博弈分析及政策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迅速增加,大大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方法手段进行避税,导致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造成税收秩序的混乱和纳税人税负的不平等,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根本利益。为了有效遏制外资企业的避税行为,本文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外资企业的避税行为和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行为进行分析,寻找政策启示。     

关于我国反避税工作问题与对策的思考

避税问题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事实,而且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博弈能力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国际避税手段别出心裁,避税形式日渐隐蔽,这对我们开展和推进反避税工作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本文从加强反避税立法、健全反避税工作机制、加强境外税源风险管理、积极开展国际税收情报交流工作、组建高素质的反避税团队、推行中介机构介入反避税工作等六个层面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以减少涉税风险,防止税款流失,进而在国际反避税工作实现较大的突破.     

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会使民营企业更多避税吗?

近年来,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取得境外居留权的行为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境外居留权是否会为企业的避税行为创造便利？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税收决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一方面,境外居留权可能给企业实际控制人从事不合法或不合规的行为提供了“保护伞”,这会使得该类企业更有可能从事避税活动;另一方面,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也有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其税收规避活动更易被发现,从而也有可能会更少地从事避税活动.实证结果显示,当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这支持了第二种理论路径的预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比重较高时,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避税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弱化.这是因为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其从企业节税收益中获得的比重也就越大,从而使得企业具有越强的避税动机.文章补充和拓展了当前关于企业高管(董事特征)影响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税务部门的相关税收征管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     

专利执行保险与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研究

专利制度的本质是对知识资源产权归属进行确权。基于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专利执行保险试点这一准自然试验,借助沪深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专利执行保险对上市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提升上市公司创新积极性和创新投入力度;专利执行保险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市场化进程、法制化完备程度均能显著促进专利执行保险对上市公司的创新激励效应。利用敏感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因此,加强专利保护制度建设对促进上市公司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知识产权制度及在其保护下的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本文研究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表现为企业专利产出和研发投资的增加;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可以通过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两条途径来促进企业创新。当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时,企业专利产出对未来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作者认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财务绩效,以科技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铸币税、减税与税制改革

在内需不足时期应该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民间需求的增长，但由于政府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客观上造成财政赤字日益增加且难以弥补，这又为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困难。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矛盾，可以同时实现弥补财政赤字和增加公共投资的双重目的，进一步扩大内需并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征收铸币税后我国可实行的各项减税的措施和方案，并就我国的税制改革提出了意见和看法。     

Tax Overpayments, Tax Evasion, and Book-Tax Differences

A strictly risk-averse manager makes joint decisions on a firm's tax payments and book profit declarations according to accounting standards. It is analyzed how the incentives to overpay or evade taxes and to inflate book profits are influenced by (1)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anager's remuneration, (2)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manager's actions, (3) the costs of making untruthful profit declarations, and (4) the tax rate. If the firm's owner or the government take into account these effects when pursuing their own objectives, the changes in tax payments and book profit declarations become theoretically more ambiguous.     

Tax Evasion,Corruption and Tax Loophol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ax loopholes that allow firms to exploit borderline cases between legal tax avoidance and illegal tax evasion. In general, tax loopholes are detrimental to a revenue‐maximizing government. This may change in the presence of corruption in the tax administration. Tax loopholes may serve as a separating mechanism that helps governments maximize revenues and curb corruption, which may explain 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only gradually close loopholes in their tax codes.     

税收努力、征税机构与税收增长之谜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考察了经济基本面和征税努力水平对于税收收入的影响。我们利用成对样本(paired sampling)的数据结构,使用工具变量处理了税收努力度量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估计了国税和地税机构的征税努力对于税收增长的不同影响。这种模型设定的好处是既考虑到一个地区的国税和地税面对着同样的经济基本面,同时又可以识别两个机构征税努力的增收效应所存在的差异。我们发现,GDP增长对于税收的增长有接近45%的解释力,征管努力对税收收入也有重要的贡献,地税局税收努力水平的边际效应要高于国税局的边际效应。     

突出税源监控 规范税收管理

税源监控是税收管理的基础，也是依法征收和组织收入工作的基础。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整体缓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税收基数已经筑就较高平台，单纯依靠经济扩张性的增长来实现税收增长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不完全税权、政府竞争与税收增长

本文在一个同时包含了政府间横向和纵向竞争的框架内分析了中国税收增长路径的内生决定机制。在名义税率不变,但存在较大征管空间的情况下,横向竞争倾向于压低实际均衡税率,纵向竞争则恰恰相反。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权向上集中趋势,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规范化进程等因素,使得纵向竞争效应趋强,横向竞争效应相对趋弱,最终体现为十几年的税收持续超经济增长。当前,减税以及相关的分权、分税体制改革可作为增进社会福利的备选方案。     

内部控制、税收征管与企业税务风险

在我国税收征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如何防范和化解企业税务风险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内部控制以及税收征管力度是影响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微观与宏观因素.利用手工搜集国家税务总局披露的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企业,企业税务风险越低;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后,更容易发现企业税务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控制通过降低异常有效税率对企业税务风险产生作用,同时税收征管发现税务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差的企业.因此,企业应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涉税管理来抑制企业税务风险;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帮助企业降低税务风险;税务代理中介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帮助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水平.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

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此前一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企业当年面临税务检查的概率越高、次数越多,税收征管活动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收征管活动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更强。通过工具变量估计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活动主要加剧了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对国有企业影响并不显著。税收征管活动增加了企业非正规活动支出,税务人员在税务检查过程中主动要求非正式支付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文章为理解不规范的税收征管活动加剧企业税收负担提供了实证支撑,也为现阶段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税收征管活动、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资本集聚、税收互动与纵向税收竞争

依据2003—2007年中国26个省区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3维误差成分结构的空间计量模型,以及工具变量两步sys-GMM估计、双重固定效应法和多重空间权重矩阵设置,本文发现政府层级之间存在显著的纵向税收外部性。这种互补性质的策略互动影响不同于西方理论考虑的具有充分和稳定税收管辖权的各级政府会由于共享税基产生交互影响,而是上级政府基于政治和行政权威,面向辖内下级政府实施的具有利维坦特征的税收驱赶和"挤压"影响,是一种纵向政府层级间的"税收竞争"。     

Income Tax, Property Tax, and Tariff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Why do some countries enjoy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s while some suffer in “low-growth traps”? Why are tax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different? Some suggest that it is exactly these difference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growth rates. This paper considers a small open economy which sustains its economic growth by adopting new technologies. When the value of initial wealth is “relatively small,” policies which promote growth most result in the highest welfare. In other cases, policies that discourage growth most may be welfare-maximiz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