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及其市场化是否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对2004—2013年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区域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显著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甚至无效。进一步对影响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及市场化是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其中,我国金融市场化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融资体系阻碍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储蓄动员型向市场配置的消费型经济转变

隐形税收机制瓦解后,储蓄动员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约束机制的变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却在递增。本文认为储蓄动员型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成本,比如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风险加大等。因此,中国金融体制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减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推动消费型经济的增长。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房地产价格的中介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作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本文利用省级政府债务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和财政独立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房地产价格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倒"U"型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上述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高技术产业金融支持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金融发展一般伴随金融功能和效率的提升,能减轻阻碍企业和产业扩张的外部融资约束,促进依赖外部融资产业的成长。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并未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甚至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反向影响效应。高技术产业金融支持效应不佳的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发展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规模扩张,金融的功能和效率并未同步有效提升。实证分析蕴涵的政策启示是,应提高金融发展的效率,形成将稀缺的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于高成长性产业的机制,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综述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视角主要探讨了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文章以1999-2006年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了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等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并运用系统广义矩面板估计方法等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当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干预的影响时,地方政府的干预却会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我国中部各省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比较

参考Wurgler的研究方法,考察资本要素在我国中部地区近十年来的配置效率及波动,从宏观角度分析中部各省资本流动的效率及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各省资本的配置效率受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各省的动态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幅度在2004年以后趋于平缓,表明外部因素对各省经济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小,而市场调控的作用逐渐得到发挥;各省的行业投资及发展差异是导致各省的动态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技术密集度高的9个子行业为样本

制造业的技术创新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发展也需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提供支撑,金融如何支持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自身发展值得深入研究。以外部融资依赖度高、技术密集度高的9个制造业子行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对制造业高技术密集度子行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对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信贷市场对其无显著促进作用。为此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等途径,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民间资本异化、全要素生产率与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间资本脱实向虚的异化现象加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对民营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构成直接抑制,并最终影响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视角,在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私营工业企业TFP测算的基础上,本文实证分析民间资本异化对民营实体经济TFP的影响.研究发现:股票价格变动指数、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指数、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三个资本异化变量对民营实体经济TFP提升具有显著负作用,阻滞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扭转民间资本异化、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需要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加强对民营实体企业的正确引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

基于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通过实物期权机制对投资和产出造成短期的负面影响,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金融摩擦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金融摩擦的程度以外部融资溢价水平来衡量,在外部融资溢价水平"高"的情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更大。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数字金融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一级行业周收益率数据

为考察数字金融对证券市场不同行业的影响,从而为市场风险识别、标的估值及投资策略制定等提供客观的参考指标。同时,也为数字金融政策制定、市场监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利用A股市场过去十年一级行业周收益率数据,构建证券市场行业收益率及波动率对数字金融指数等变量的面板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证券市场整体收益率呈正相关。数字金融的增长可以抑制市场波动率的增长。数字金融对传媒,电子,房地产,家用电器,计算机,汽车,通信等行业均具有较好的经济显著性和统计显著性。在长期,行业间收益差异有收敛迹象。数字金融促进行业的收益均衡,说明数字金融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作用。     

转型期资本结构行业特征与资本风险配置效率

资本结构的行业特征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市场的资本风险配置效率。通过对样本行业资本结构状况的统计分析 ,得出行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收益风险不匹配 ;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风险配置处于低效配置状态。究其主要制度根源是公司上市的目的不纯及对公司股权融资的监管政策不合理。     

新型货币政策、企业融资与债务资金配置

本文借助201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与常备借贷便利抵押品指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指引”)的准自然实验,考察抵押品框架下新型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与债务资金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导致债券被纳入抵押品的上市企业的负债率显著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企业负债率提高源于银行贷款占比提高,而债券融资比例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央行抵押品框架主要通过金融中介而非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在政策效果层面,政策实施能够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与此同时,企业的现金留存与对外金融投资收益亦显著增加,这说明新增融资并未全部转化为投资进入实体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贷资金漏出效应。为此,政策上应通过提升债券市场的融资效率、提高流动性投放精准度和加强信贷资金用途监管等措施,从而提高新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效率。     

信贷资本配置与实体经济产出效率

商业银行信贷对于实体经济产业部门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本产业间的不同期限与规模配置对于产出效率的影响,评析特定时点的政策冲击效应。研究认为,不同期限与规模的信贷资本在产业间配置对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过度的政策干预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劣势产业部门的信贷获得能力,提升了产出效率,但长期而言将抑制优势产业部门效率的提升,降低整体产出效率,政策时滞则是引致政策扭曲和失效的重要成因。     

国有经济比重与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等制度造成地方政府有较强保护本地区经济的动机,这种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造成的诸侯经济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跨国研究设计框架的背景。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运用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在省际和年度间呈现显著差异,且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与其相应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中国融资制度扭曲的效应分析与加入WTO后的对策

本文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为目的，重点从帕累托效率、国有企业与银行关系、资本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影响等几个方面对现行融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出了中国融资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进而得出入世后中国融资制度改革未来发展的整体性战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