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模式选择

作者主张以“大市场”作为培育发展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本文在对“大市场”模式的主要特点及轮廓进行初略描述的基础上,提出培育我国劳动力大市场的构想。其要点是:①冲破城乡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樊篱,模糊各“小市场”的边际,延伸劳动力市场的覆盖半径,②重构政府行为和劳动政策的目标取向,发挥政府在催化市场就业中的积极作用;③确立“大市场”的生长点,改善其生存环境,激发市场机制运行的动力。     

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战略选择——立足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理论的思考

文章分析了丹麦与荷兰两国差异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的经验启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建设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作为,以及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改革与就业、发展与分配、灵活与保护等三个挑战,认为转型期我国有必要借鉴欧洲国家经验,运用各种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政策致力于以下三项顶层战略设计,即顺应全球化趋势、提升国家竞争力,弥合制度性分野、增强社会凝聚力,发展合作式机制、培育环境适应力。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劳动力商品问题讨论综述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劳动力商品问题讨论综述萧琼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国内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围绕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是否商品，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商品化与按劳分配关系、劳动力商品化与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关...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变革解析及政策选择

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扩大就业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过度安全到过度灵活的变革过程,但由此引发了侵害劳动者权益、劳动力市场保护不平等、结构性排斥就业等问题。为平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政府在政策安排、制度设计上应着力解决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化、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等问题,真正建立一个城乡统筹、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灵活化时代劳动就业的安全性分析

灵活化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从而有助于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也对劳动就业的安全性带来了严峻挑战，使得不稳定就业和贫困性工作增加，劳工的边缘化与社会排斥不断加剧。由此，平衡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与安全性之间的冲突。构建灵活安全性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就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革的新目标。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灵活化时代我国劳动就业安全性模式的选择，应当实现从工作安全性保护向就业安全性保护、从就业保护立法保护向集体谈判机制保护、从社会保护向就业能力保护三方面的转变。     

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和农民工工资

根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和工资理论，我国劳动力市场是雇主需求主导的垄断型竞争市场，导致农民工工资过低，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多种不利影响。应采取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培育并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等措施，为提高农民工工资创造条件。     

日本内部劳动力市场研究

内部劳动力市场作为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特点,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出其优势.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日本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更加明显,因此由外部劳动力市场替代的改革呼声甚高,并且正在发生变化.本文认为,正确理解和评价日本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兴衰,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研究和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就业体制改革与重新建构问题,对中国培育和构建符合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影响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因素分析

文章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对落后．是长期以来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畏惧的理论障碍的结果。当前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关键要解决劳动力进入市场的问题。本文从目前影响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病和住房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三个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提出只有做好劳动力市场的配套改革，解决上述问题，劳动力市场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理论指标、实证研究及政策选择

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是保障就业水平、劳动者权益和企业绩效的重要选择,本文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灵活安全性与宏观、微观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局部灵活性偏高和安全性不足的现象,并且体制内外、产业、地区和不同劳动力群体之间的差异较大,灵活安全性与绩效之间的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交易曲线模型"所描述的情况基本相符,但同时也存在政策含义较复杂的非代偿关系。对此,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政策选择需要协调劳资双方绩效目标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同时权衡灵活安全性政策本身带来的不同绩效之间的相互矛盾或抵消作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就业问题探讨

劳动就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出现的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体制是历史的必然,但存在不少弊端。培育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就业体制能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优化组合,提高劳动力素质,解决就业问题,扩大就业门路.     

正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挑战

中国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需要达到1．5亿到两亿人。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正在趋于激化。大中型城市将是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就业岗位正在成为国际竞争中最稀缺的资源。就业优先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取向。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场发育,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提高。就业政策的重点是要防止供求不平衡导致交易价格被压低到供给成本之下,同时保证有限的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     

农村改革之土地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是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金融、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村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市场化建设严重滞后,成为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应切实转变观念,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明晰土地的产权关系,大力推进农村的市场化改革。     

瑞典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经验及启示

瑞典在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确立了以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从瑞典经验出发,我们应该努力建立和完善以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一方面应在思想上突破把效率与公平割裂开来甚至是对立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加大教育财政投入,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大公共财政支出,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的积极效应

FDI投资规模的扩大缓解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非均衡状态,同时,FDI通过扩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员工的培训和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提高了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外资企业市场化、法制化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和管理手段也对我国的企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薪酬制度的合理化,健全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FDI从这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论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及模式,在近10余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从价值维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薄弱环节。本文以两个百年的纵深,从价值维度切入,重点论证并原创性提出了: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立场;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目的;确立三个为主(公有主体,按劳分配主体,国家宏观调控主导)和三个共存(多种经济成分,多元要素参与分配,市场决定微观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以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现代绿色生产生活体系,建设以国家内生创新为主导、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多元协同创新为补充的关键核心技术进步体系,建设以高质量发展的城乡融合经济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生产力空间布局体系等等,以此四点为价值原则;以人民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为根本价值实践主题,其核心要义是:国民幸福可持续、国办公业建和平、党揽全局谋长远、民本路线通民心。创建具备上述价值总体的目标路径同向认知体系与实践行动体系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系统,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亦是本文的学术创新。     

贸易增长、劳动力市场刚性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基于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是决定国际贸易能否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却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基于国外文献的度量方法构建劳动力市场刚性和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并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当劳动力市场刚性存在差异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能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则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此得出结论,欲使中国的贸易增长起到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必须先在劳动力市场领域进行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刚性。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来自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证据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地区(县/区)内部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中国地区间的差异是个人工资收入不平等最突出的决定因素,而地区内不平等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迁入有助于降低区内的收入不平等,而迁出则起相反的作用,而且这两种作用在县、县级市和市辖区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内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关系时,应该从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分析其影响,并将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进来。     

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由于多种原因,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而且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不同主体和交易环节进行分析,认为看似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却是各自在其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因此,在我国建立统一、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对农民工群体因势利导。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虽然存在种种不规范行为,但未来长期的一段时间依然是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有益补充。     

要素市场配置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在我国城乡要素市场人为分割情况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受到限制,要素的这种错误配置导致了较低的配置效率,从而使得城乡间经济收敛的内在机制无法发挥作用。通过选取一定的统计指标,对1990-2011年我国城乡要素收入进行分解,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要素市场配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应采取完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合理配置,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等政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成因分析——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劳动收入比重偏低会对收入分配公平、消费投资平衡和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基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成因进行了理论研究,并采用我国200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劳动收入比重决定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二元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是二元经济转型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约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呈U型规律。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和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延缓了二元经济转型进程,增加了劳动收入比重在下降阶段的停留时间。因此,稳定我国劳动收入比重的关键是削弱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快二元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