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中介机制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优化区域财政科技支出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09—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受益明显，而东部地区所受影响甚微，西部地区反受其害。企业加强合作研发可正向调节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和后端环节的驱动作用，加强内部研发有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环节发挥驱动作用。但企业合作研发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不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创新驱动效应，而内部研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及开发经费，其投入强度必须高于一定门槛，才能促进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前各地创新实践中，随着区域研发强度提升，应适时提升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同时，为有效激发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应，各地应引导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并优化资源配置。     

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通过构建两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R&D人员要素市场和R&D资本要素市场均呈现出较强的扭曲态势,且前者的扭曲程度显著大于后者。R&D人员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相邻区域的创新绩效具有空间溢出效应;R&D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对相邻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此,加快研发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是加快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研发驱动理论,通过构建包含R&D投入的超效率DEA—SBM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7年中国不同区域传统型、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模型对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创新要素下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均高于传统要素下传统型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逐渐收敛。东部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最高,西部、东北部地区有所提升,而中部地区并未得到较大提升;②2001—2017年全国创新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变化趋势一致,技术进步是促进其增长的主要因素;③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城镇化水平、FDI与全国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起负向影响作用。R&D投入规模、R&D投入强度、R&D投入成果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在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有不同的表现。     

我国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5—2015年各省市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数据,在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对R&D投入、R&D滞后一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中,R&D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R&D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R&D经费投入的影响;从长期来看,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效应;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本期以及上期R&D投入的影响程度不同,云南与西藏的经济增长受上期R&D经费、人员投入影响均大于本期投入的影响;内蒙古等地区的经济增长受本期R&D经费、人员投入影响均大于上期投入的影响。     

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中部六省高校R&D经费投入与结构分析

以中部六省高等学校为研究对象,从其R&D经费投入、来源结构和支出结构方面研究中部六省高校R&D资源配置状况。研究发现:中部六省之间,高校R&D经费投入与结构均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中部六省高校R&D经费投入不足,强度偏低;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但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支出结构存在偏差,基础研究的支出比例过低,对原始创新重视不够。     

R & D投入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广州市白云区的视角分析

R&D投入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投入、科技活动规模和强度的通用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广州市白云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广州市白云区R&D投入现状,发现白云区在R&D投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R&D投入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空间分布研究与启示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我国支持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的重要渠道。一个地区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强度体现了该地区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以2016-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工具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区域、省际、城市3个空间尺度分析项目分布情况,总结项目空间分布特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全时当量、高等学校数、CPCI-S收录论文数、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与地区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正相关,并由此得出相应启示。     

研发人力资源投入、知识溢出和专利产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以地区周边的R&D人力资源投入作为空间知识溢出变量,基于推广的知识生产函数构建了R&D要素投入、空间知识溢出与专利产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利用2000—2007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数据,分析了R&D人才集聚对空间知识溢出的作用,以及R&D人力资源投入、知识溢出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及其临近地区的R&D人力资源投入均对本地区的专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说明R&D人才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人才集聚促进空间知识溢出,空间知识溢出对地区的自主创新有明显贡献。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作用——基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视角

当前,内外部环境改变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越发重要。以经济效率提升与经济动能转换综合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均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只有基础研究显著促进经济动能转换;②东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基础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阶梯式地区异质性影响,即对东部地区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抑制作用,且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动能转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应用研究无显著地区异质性影响;③基础研究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只有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基础研究才会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为实现2025年前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需保持在［24.7%,29.3%］区间。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促进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采用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ESDA等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SPDM模型剖析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结合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探讨在经济发展水平门限效应下，核心创新要素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加快，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均衡发展；②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外围”特征明显，“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东南部沿珠江口东岸地带，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③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经费投入的负向溢出效应不明显；④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限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先升后降，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而不再显著。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地区高铁通勤时间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检验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且研发人员流动的直接效应更显著;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因创新资源集聚程度和能力水平较高,更易从中获益,而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其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偏弱;研发人员流动、财政科技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水平4种调节因素均表现出门槛特征,且呈现出梯度式增强。     

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的区域研发效率评价——四大国家级城市群比较研究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国家级城市群，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测算2016—2018年各城市群科技研发效率。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效率均值最高，其次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研发效率均值处于四大城市群之尾。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城市都实现了技术效率正增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技术效率逐渐下降，与其它三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整体而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技术进步率均值高于技术效率均值，由此可见，增强地区科研能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研发效率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群资源配置、优势资源禀赋、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以及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地区间公共福利基尼系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1995—2007年我国31个省(市)的福利性财政支出数据,应用基尼系数方法测算了我国省(市)间的公共福利差距。通过分解计算基尼系数的地区构成,发现东、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我国福利性财政支出差异的主要表现方面。鉴于此,本文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计算并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福利性财政支出基尼系数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性。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公共福利基尼系数的经济增长效应正负交替出现,但最终负向且趋于平稳;而西部地区公共福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则一直是负向且稳定的。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