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承受与人口过度集中

由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以及大城市居民中劳动人口数量很大的迁移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大城市工人部分丧失了向厂商索取较高名义工资以补偿其较高生活成本的能力。此时，厂商享受着大城市较高的聚集经济带来的高效率，却不用对工人较高生活成本进行完全补偿。这种厂商和工人承受聚集外部性的非对称性，必然引发生产与人口在大城市过度集中问题。     

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培训情况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各大城市需要新建、引进大批大中型企业，各大城市的厂房建设，企业的员工力量都需要大批工人来完成，从而出现了仅我国特有的由农民转型成为城市工人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危机等问题的出现，大批外出务工人员需要返回到白已的故乡开始新的生活。而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从大城市回到自己的故乡，该选择创业还是再就业？如何能够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换取幸福的生活，是我这篇文章要探究的内容。探究返乡农民工职业培训情况对于协调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     

探索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融入到了城市的生活当中,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为城市换来了更好美好的生活环境。然而,由于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很难在大城市中长期立足,因此,现今的很多农民工都选择的回乡就业,尽管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会导致大城市的用工荒和乡镇的"劳动力过剩"等问题。因此,做好城乡劳动力的协调分配工作,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已经成为当前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重点探索农民工的就业培养工作。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推进模式探析

加快农民工实质性“城市融入”是未来十年我国城镇化的工作重点.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支持、新增基础设施等成本进行分析及横向比较,发现东部地区、大城市由于房价与地价高企、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足、心理适应性困难等原因,很难再继续承受大量新增人口压力.而相比大城市与小城镇,百万人口左右的内地中小城市更具成本与效益优势,应当成为推进农民工“本地市民化”的重点依托.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在未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进城必然是长期趋势,如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其工作的城市,必然在城市形成＂新二元结构＂,威胁城市的和谐发展。农民工进城,需要逐步解决其户籍问题。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重点是放在中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越是大城市,经济越发达,就业机会越多,往往也是外来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那么,是否有必要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大城市？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三方面问题：为什么要进城？农民工进什么样的城,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是进东部还是中西部？在方式、路径以及受到的制度障碍这几方面,农民工怎样进城？     

交通住房政策效应与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

通过构建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本文研究发现,在存在大量失业人员的条件下,政府出台改善大城市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者对大城市的倾斜性投资政策,将促使大城市生产和人口进一步集中,交通成本和住房价格进一步上升,而厂商和工人的福利并没有改善,即改善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倾斜性投资政策具有无效性。这种政策可能导致虚假繁荣,即GDP上升,但大量社会产出被交通住房成本的进一步上升所抵消,除土地所有者外,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没有改变。为避免交通住房等政策的无效性,应当采取多种其它政策相配合。     

大同市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性别差异为视角

自古以来,性别差异就扎根于社会之中。男性与女性在生计策略、生活方式的选择存在不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其是我国大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之一,生计问题一直成为困扰我国城市由快速城市化向健康城市化转型的关键问题。文章从性别角度出发,以大同市农民工为调查主体,研究当今不同性别进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发现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较大,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基本没有差异,生计资本整体情况差异也不大,因此我们应该消除性别歧视,避免女性农民工成为"双弱势"群体。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工问题是关系我国由快速城镇化向健康城镇化转型的关键问题。     

伦敦生活成本全球最高

最新一项针对全球大城市的研究表明，伦敦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尽管伦敦在食品和服装方面相对便宜，但它在出租车、火车和旅馆方面是最贵的。除了纽约，伦敦的住宿成本至少是其它大城市的两倍。     

中国省会城市工资溢价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效应进行研究.借助OLS基准模型发现,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人,在省会城市工作获得的工资比在非省会城市平均高出14%.运用MundlakChamberlain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城市的生活成本,上述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至少减少至7%,因此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部分体现为对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回报.余下的工资溢价随着模型加入通勤时间而消失,这一结果和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并确定了省会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存在.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将研究扩展到工资分位数的研究,处于较高工资区间的工人明显享受到更多省会城市带来的优势.这些结果突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     

创意阶层集聚、知识外部性与城市创新——来自20个大城市的证据*

城市创意阶层集聚是否有利于创新？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一个创意者居住选择模型,揭示了创意阶层集聚通过知识外部性推动城市创新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7-2012年中国20个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基准估计中,通过控制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知识外部性变量和其他环境变量,创意阶层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对城市和时期子样本的回归则显示,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创新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表明,营造良好环境以吸引创意阶层集聚,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创新水平。     

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市场分割——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具有时空压缩效应的高铁运营是否促进了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城市群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又是否打破了城市群内的市场分割？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利用2003—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3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了高铁运营与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对于打破城市群内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内地市间“以邻为壑”的现象依旧存在，但高铁的运营与经济协调会显著降低了该地区市场分割水平。（2）高铁运营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得城市群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将边界延伸至2小时交通圈。（3）高铁运营对于其他城市市场分割的影响效果均大于对本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而城市群内的经济协调会合作机制仅在相邻地市间发挥作用，对于非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有限。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This paper models and estimates net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or cities. Economic models of cities postulate an inverted U shape of real income per worker against city employment, where the inverted U shifts with industrial composition across the urban hierarchy of cities. This relationship has never been estimated, in part because of data requirements. China has the necessary data and context. We find that urban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re high—real incomes per worker rise sharply with increases in city size from a low level. They level out nearer the peak and then decline very slowly past the peak. We find that a large fraction of cities in China are undersized due to nationally imposed, strong migration restrictions, resulting in large income losses.     

中国城市土地财政最优规模研究 ——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城市集聚力为标准,构建了最优土地财政规模模型,同时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一个最优的土地财政规模,使得城市集聚力达到最大,这一最优规模与消费者工业品支出份额、住房边际成本增速、贸易成本、土地财政使用效率正相关,与工业品消费替代弹性负相关。     

小城镇的战略地位不可动摇

从我国国情出发 ,小城镇具有增长极效应。小城镇的繁荣必然带动农村经济的繁荣 ,而农村经济的繁荣 ,又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基础条件。如果只发展大中城市 ,不发展小城镇 ,不仅大中城市的发展失去坚实的农村基础 ,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很难转化为市民     

根源与实质——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问题

本文考察了我国农民工社会群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发现农民工社会群体在各历史阶段面临的问题具有共性特征,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农业社会形成的对农业的依赖,使历代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具有限制农民随意改变职业的倾向,而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为了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牺牲,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问题的焦点是给予农民工以公平待遇,使其享受同城市职工一样的权益.     

效率与平衡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基于效率和平衡视角,通过纳入结构差异和体量差距构建新的产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以此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效率与平衡水平进行评价。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中心城市北京的效率水平过高导致产业过度聚集。在较长时间内,城市群产业发展平衡水平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城市群内城市的竞争压力逐渐向城市群西南方向转移。进一步讨论结果显示：新方法的测度结果是可信的;金融、公共服务等行业在城市群内的分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制造、教育和文娱等行业却在不断恶化,总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农民工大量占用城市公共资源了吗——基于上海市1 446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对农民工占用城市公共资源情况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确实占用了部分城市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但这种占用是有限的，农民工并没有大量占有或公平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因此，完善制度设计，逐步实现农民工较公平、充分的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工“候鸟式”迁移以及城镇化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