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与启示——基于理论预设视角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预设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它坚持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只是贴近现实生活,试图构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从理论预设出发,通过对制度变迁主体和制度功用、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基本概念等的比照与透析,可以看出诺斯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各有其适应的范围,为现实适用提供了基础。     

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与综合--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从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基本假设、方法论和制度变迁动力与方式异同的角度,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得出以下结论:可以坚持经济人基本假设,将经济理性看作是个人学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考察,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结构和环境等制约因素,引入到对经济人的分析中;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都表达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适应的层次和范围;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     

论制度和理性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学中对人性的假设存在“有限理性”与“无限理性”的假设,在制度经济学中,“有限理性”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基石之一。而知识和制度都与“有限理性”假说存在密切的联系。作为制度设计的理性假设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包括人的理性能力究竟有多大;另一层含义是,人的行为是否一定可以根据行为规律做出推断,根据过去的行为对未来做出推断。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理性是制度产生的前提,制度可以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思认为,制度应当是“被人设计制定的”,把制度看成一种社会规则,即是人们较为普遍使用的关系制度的规定。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共享心智模型”的过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有观点认为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它属于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新进展

新制度经济学利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行为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原因和路径的解释远不能满足复杂现实的要求，特别是完全理性假设和静态分析方法不断受到人们质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逐渐代之以有限理性假设，强调时间作用和历史重要性以及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从而使制度变迁理论更趋“演化”的特点。近年来，自二战后开始复兴的演化理性主义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在制度变迁研究领域形成了极为活跃而又迅速发展的学术思潮，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制度变迁这一经济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增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预见性。     

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歧与根源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两种范式,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意识形态的根源与变迁、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整体来看,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迄今仍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些分歧的根源是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制度个体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的统一、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统一.     

凡勃伦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

凡勃伦和马克思的制度理论都非常丰富。文章从方法论、制度变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解等方面对两者进行了比较,不难看出,凡勃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更为全面和丰富,对当前制度改革有重要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之间左右摇摆,限制了制度理论的发展。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在有限理性前提下,通过大量案例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制度及其变迁的真知灼见:(1)克服两个“两分法”,发展了统一的制度概念;(2)将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重点解释古典博弈论成为制度分析有用工具的条件;(2)研究制度在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存续、内生的制度变迁以及过去制度影响后续制度的原因和作用机制;(3)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互动的特定历史情景分析,将重复博弈理论与特定历史情景结合起来去识别制度,解释其出现、存续和变迁。     

论我国私有产权制度的特征

在西方经济学中，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方法论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假设、私有产权制度、市场运行机制三者之间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关系。而我国的私营经济是在我国边际改良型渐进式改革过程，由制度调整和修正而留出的体制缝隙中得到再生。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内，私营经济的产生、发展表现为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产，我国经济制度与私有产权之间表现为一种逆向变迁过程。由于我国私有产权制度产生和成长的特殊性，我国私有产权具有不同于西方私有产权的许多特征。     

企业中的人性假设

本文对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两门科学因为研究的目的不同，因此对人的本性就有不同的假设。论文比较分析了管理学中不同的假设的异同点，提出了西蒙等人提出“有限理性人”认识是“客观有限理性”、而人由于情感与心理方面的原因而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行为是“主观有限理性”的观点，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应在企业中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它能激发每个企业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识别和满足企业成员的各种不同需要，使个人的目标能得到实现；又能约束和规范每个成员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在满足个人目标实现的同时，有利于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     

关于行为财务理论的几点认识

行为财务理论,又译为行为金融理论,是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传统财务学来解释和预测财务主体的实际决策过程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而产生的一个财务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投资者不具有完全理性(仅具有有限理性)、现实金融市场是非有效市场,而“理性理财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是传统财务理论的两大基础性假设,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两大基础性假设的质疑和挑战中脱颖而出的。     

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过”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直过＂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但缺少严格的经济分析。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受偏好、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制度的低效、无效,甚至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必然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绩效,其制度作用可能是不确定的。     

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认为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制度环境变迁的产物,是克服有限理性的一种制度安排.文章对理性、有限理性等理念进行了梳理.说明转型期中国民间组织在建立与政府的合作互动关系、促进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确保政府公共权力有序、健康运行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     

人的异质性:"经济人"假设的新内容

“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经济假设，在这两个假设中，人是“同质”的。然而“同质”的“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现实中的人既是异质的又是同质的。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催生了很多新理论。     

有限理性与情绪的经济学分析

众所周知,理性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以致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赞同“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这样的讲法。不过,自从20世纪50年代西蒙对这种理性人假设提出质疑、并建议用程序理性(或有限理性)来取代实质理性(或完全理性)的假定以来,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对理性选择假定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差距提出了批评,而且由此产生了不少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理论模型,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信用七大结构要素分析

在对信用基本问题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信用的七大结构要素:信任,产权,承诺、契约和制度,有限理性假设,流动性,履约能力及评价,文化。这七大要素可归为四个层面:心理层面(信任);经济、制度层面(产权,承诺、契约和制度,有限理性假设);微观金融层面(流动性,履约能力及评价);文化层面(文化)。     

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辨析及逻辑演进

该文在理清理性经济人理论的发展演进脉络和分析、归纳、总结现有理性经济人的伦理研究和论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内在规定性、经济责任的角度,以及道德等因素对偏好和偏好驱策下的效用选择影响等方面论证了理性经济人不是非道德主义者。同时指出遵循市场和交易规则的伦理要求是理性经济人的合理边界,超出这一边界理论便成谬误,因而理性经济人是在资源和一般道德双重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道德人,互利双赢是其道德本质规定性。     

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论略

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基础上加以修正和拓宽,主要表现在制度内生、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为正、局部均衡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是:既是证伪的又是证实的、个人主义兼有制度主义、社会进化论而非历史唯物主义、推崇案例研究方法、既强调自然秩序观又强调演化等。但从本质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论和方法论并未脱离新古典的理念。     

从有限理性到适应性理性

“有限理性之父”西蒙以及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等人对人类“理性不及”和偏离理性的非理性行为做过深入系统的描述,并卓有建树,但是他们并未阐释人类决策过程中如何对理性与非理性进行合理有效配置的内在机制。基于此,本文从认知和心智层面,提出了适应性理性的假设命题,探索性地构建了适应性理性理论的解释框架,以一个全新视角,深化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和内涵,并运用其理论重新阐释了行为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简捷启发式的合理性。本文认为人类的经济决策行为同样遵循“心智经济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