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57份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是解决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耕地保护制度运转效率低下的重要途径。补偿机制的构建必须切实考虑不同特征耕地保护主体的意愿,才能达到预期实施效果,而粮食主产区农户是保护耕地最重要的微观主体之一。以粮食主产区3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以农户利益补偿需求意愿为因变量,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总人数、农业人口数等其他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在多重共线性诊断的基础上,建立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人口数、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人数、耕地种植面积、农业收入比重、耕地保护意愿和耕地破碎度对利益补偿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补偿政策的制定,应重点满足耕地保护意愿强烈、农业人口较多、耕地种植面积较大、对农业依赖性较强的家庭,同时结合农户的实际意愿,选择合理的补偿方式和支付方式。     

农机服务对农户分化影响路径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农户趋于分化的客观事实，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别从农户分化意愿以及农户收入分化的视角，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农户分化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农户采用农机服务，可以提高其家庭劳动力禀赋，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实际经营能力，一方面，能够增强小农户留农意愿；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普通农户成为种植大户的意愿。此外，采用农机服务还可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在控制农机服务与农户分化之间的内生性之后，农机服务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依然十分稳健。总体而言，农机服务能够与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形成较好的匹配，具有优化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劳动力内部分工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耕种能力，进而为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提供必要的保障。建议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降低农机服务作业成本，提升农机服务的便利性。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生态功能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湖北省麻城市为例

以湖北省麻城市为实证,基于农户的受偿意愿,综合考虑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确定出农田生态补偿额度,在此基础上,通过Tobit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1在对保护性耕作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分别有84%和70.67%的受访农户愿意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2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1 125元/hm2·年、3 600元/hm2·年增加到7 250元/hm2·年、9 815元/hm2·年,农户的机会成本分别由688元/hm2·年、2 808元/hm2·年增加到6 298元/hm2·年、9 321元/hm2·年,且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都要大于化肥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3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对农田生态环境的认知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距离城镇的远近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     

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分析——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以福建省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后,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自然资本指数出现下降;生态补偿前后,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社会资本没有明显差异;生态补偿实施改变了农户各种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性。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农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粮食种植收入比重的增加通过减少家庭在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的获利机会而减少农民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而提高农民收入,劳动力比重的提高也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与增加生产性资产相比,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该大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非农收入的总量和比重;充分利用各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发展;鼓励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的集聚;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组织化,提高农业的市场化水平;加大对粮农的补贴力度,促进粮农增收。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与长短期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匹配，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岗位替代效应通过挤入高技能劳动力和挤出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提升，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进一步地，家庭养老负担、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效果。     

北京市郊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市郊区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及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劳动力占比,打工、创业机会以及市场政策因素对农户种植选择行为影响显著;农业劳动力占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以及当前农作物价格对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影响显著;住宅距耕地距离,打工、创业机会,对流转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2)对农户综合行为影响最显著的是土地收益因子,其次是政策制度因子和农户特征因子。为了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民增收,建议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农户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户土地投入积极性;完善农业保护制度,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户农业生产收益稳定;健全农村集体土地市场,促进集体土地合理流转,因地制宜有效引导农户参与规模经营。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

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运用统计性描述和计量分析方法,基于回报率和贡献率双重视角,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健康、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作用,总贡献率为38.57%。其中,健康和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核心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劳动性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对以外出务工收入为核心的工资性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最为显著;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推进,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却均呈现弱化趋势。坚持提升农户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与财富的作用,对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将贫困视为一种持续加深的非正常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收入低于正常人群,以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来解释女性普遍的、持续的相对贫困状态.性别差异下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形成了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长期的收入差距,使得女性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造成不断加剧、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是解读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的有力视角.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照料及生育责任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竞争力,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进程与企业需求偏差较大,生育保险责任内化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女性人力资本回报率低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而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女性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职业机会差异和职业内收入差距两个路径解释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发生机理.     

健康冲击、家庭支出结构与农户收入

文章使用扩展的R&D模型分析了健康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用1989~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健康冲击的发生使农户的健康人力资本下降,同时生产性支出减少,从长期来看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下降,农户的收入下降。健康冲击使农户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平均下降2.76%,农户的收入平均下降5.62%;与低年龄组农户相比,高年龄组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收入水平受健康冲击的影响更大;当健康冲击发生时,高收入家庭生产性支出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收入水平下降程度也明显高于低收入家庭;参加医疗保险可以平滑健康冲击对农户家庭支出结构和农户收入的影响。     

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以何种模式体现?(2)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文章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预测人力资本、家庭因素、社会资本、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间,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

面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现象,本文在现有中国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为例,笔者具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第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第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倾向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     

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

本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20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利用广义差分方法去除农户异质性以后,估计的结果发现:(1)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2)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差距没有显著影响;(3)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质资本的回报。     

农业生产投入视角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应研究

笔者首先基于农业生产投入视角对农户借贷福利效应的形成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农户借贷行为并评价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正规借贷对家庭农业生产投入和农业收入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民间借贷的生产投入效果较弱且对收入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教育水平高、生产规模大的家庭能够从借贷中受益更多.相比较而言,正规借贷经历、户主教育、地区金融体系完善程度和农产品价格是农户获得正规借贷的决定因素;而民间借贷经历和家庭社会网络能够有效提升农户获得民间借贷的可能性.此外,对借贷收入效应形成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正规借贷的正向收入效应主要来源于新增资本投入的高回报率,而民间借贷的无效性是借贷引致投入量少和投入回报率低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种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

农民利用土地、物质资本和自身人力资本等要素组合进行生产,与雇佣工人相比,其收入中不仅有劳动者报酬,还有资本性收入.有鉴于此,本文从上述视角实证研究了1985年-2008年间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发现人力资本要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最明显,而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对人均收入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利用2000年和2007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内来讲,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无法推动农民收入更快增长,这说明加快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所在.最后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进而加速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分省数据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农户对教育、健康、迁移投资的欲望强烈。实证分析表明,物质资本及土地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以人均量表示的土地占有量和物质资本存量每增加1%,农业经济增长0.3112%和0.0622%;人均教育、迁移投入每增加1元,农业经济增长0.0003%和0.0001%,健康投入的作用不明显;城市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同样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对外开放则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的政策

农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呈现选择性,即存在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优质劳动力率先转移的现象。现有研究表明,选择性转移会深化农村人力资本,但同时也会带来农业人力资本的弱化,这一矛盾要求通过政策设计来解决。一方面,补偿强化农户的人力资本深化;另一方面,补偿固化农业人力资本的深化。基于农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共产品特征,应对相应的财政支持和相关配套政策进行一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