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情形下的大学生负向情绪状况分析——以封控防疫下的陕西省大学生为例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陕西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了重大影响。为了更好了解新冠疫情期间陕西省不同专业大学生负向情绪的产生情况,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利用压力-焦虑-抑郁量表通过网络匿名调查的方法对在陕就读的1 314名大学生进行负向情绪问卷调查,应用描述分析、t检验、秩和检验等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文科类大学生在新冠疫情“封城”防控措施环境下负向情绪发生率最高,应给予更多关注与干预;疫情形势严峻程度和防控措施严格程度对陕西省大学生负向情绪的产生影响更突出。     

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跨国绿地投资网络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了全球—地方联系,然而鲜有研究关注疫情冲击对跨国投资的具体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基于最新全球投资项目数据库,运用时间序列分解方法,能够更清晰识别疫情冲击对全球绿地投资的负向影响以及其在世界经济体间的异质性。从区域能动性视角出发,通过动态序列规整及k-means聚类算法,发现国家经济调节能力与疫情冲击程度间存在密切关联。复杂网络视角下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揭示了疫情冲击通过地理邻近与投资网络的传导机制。疫情冲击具有显著负向的地理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远高于直接效应;同时,疫情冲击在投资网络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疫情爆发会促进强投资关联国家的绿地投资流入。疫情背景下,各国绿地投资活动竞合并存,只有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才能尽可能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疫期亟需增强交通运输系统韧性聚力“三优三保”稳定经济运行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统筹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是当前工作重点,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创新运行方式,防止顾此失彼。交通运输系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和稳定经济运行的基础,其韧性直接关系到疫情防控力度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时效。疫期应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作用,从"优环境、优模式、优结构""保通畅、保民生、保生产"入手,着力增强交通运输系统韧性,抵御消化疫情影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常态轨道。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物价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分析此次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冲击.本文利用2018—2020年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微观价格数据,借鉴Chen等的做法,将武汉封城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间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产生了负向冲击,但整体冲击幅度不大.武汉市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暴发城市,其整体物价下降幅度显著高于中国其他城市.中国其他城市物价受到的负向冲击没有因新冠疫情严重程度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也没有因其离武汉市距离的增加而减小.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城市,其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受疫情负向冲击更大;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其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更大;及时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其食品零售价格的恢复速度快于其他城市.本文以物价为切入点,从一个较新的视角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入探究物价变化背后蕴含的深层经济机理,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支撑.     

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风险的特点与政策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发展.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风险识别和防控能力较弱,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更大.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风险的特点表现在供需链断裂风险升级、经营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剧、融资债务链困难重重、疫情防控压力持续不断等方面.中小企业应积极修复和调整供应链、快速恢复资金流稳定性、提升自身发展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与此同时,政府应精准落实提振经济需求的政策、强化金融服务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中小企业成功转型升级,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市场冲击、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兼论后疫情阶段制造业复苏背景下的"稳杠杆"

后疫情阶段,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投资下滑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所致的产出下降将继续推升制造业企业的负债规模.为了探索如何在充分尊重市场运行机制和规律的基础上,把握后疫情时期制造业复苏与"稳杠杆"之间的平衡,本文运用2008-2017年1534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冲击下资产配置调整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冲击对企业负债水平的调节机制具有非对称性.市场剧烈正向冲击下,投资增长促进了企业债务融资扩张行为,对债务资金进入具有强烈诱导作用;而负向冲击下,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降低对债务的清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因此,通过提振有效投资、合理配置资产激发消费需求潜力,引导企业市场预期,实现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当前"稳杠杆"工作的关键.     

中国货币政策对国内需求影响的非对称性研究——基于受约束的非对称VECM模型

本文采用受约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方向性冲击对实际投资和实际消费的非对称性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货币政策方向性冲击对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且负向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大于正向货币政策的影响;从短期看,受消费者预期和政府投资等因素的影响,方向性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的变动不存在非对称性。     

疫情冲击下北京市旅游业经济韧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演化视角的经济韧性理论，运用核心变量法，从抵抗力、恢复力2个维度和韧性的提升能力视角测度北京市各行政区2020年第一至第四季度的旅游业经济韧性水平，探讨其时空地域异质性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旅游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20年第一至第四季度北京市各区旅游业经济韧性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2)西城区、海淀区和朝阳区等地区韧性值在2020年第一季度展现出较强的抵抗力，但恢复和转化较缓慢，第四季度才展现出较强劲恢复力；门头沟区、怀柔区和密云区等地区旅游业经济韧性恢复和转化较快，在第2次冲击中抵抗力和提升能力较强，但在第四季度恢复迟缓。(3)疫情普遍爆发时，旅游业管控程度、旅游业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疫情集中爆发时，旅游服务能力、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业管控程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疫情零星出现时，旅游业管控程度、旅游服务能力和疫情影响情况具有较强解释力；区域内疫情稳定时，人口密度、旅游服务能力和消费环境水平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地区面对的外部波动日益加剧,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地区产业结构布局特征关乎地区生产结构,以相关多样性为代表的布局特征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其对于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却未有定论。以我国27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门槛模型,引入地区创新水平差异,研究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为地区整体创新水平差异而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当地区创新水平较低时,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呈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随创新水平的上升而逐渐减弱;当地区创新水平较高时,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呈显著正向影响。结合我国地区多样化与创新水平现状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相关多样性布局与地区创新水平建设是地区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思路。     

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门槛效应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地区面对的外部波动日益加剧,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地区产业结构布局特征关乎地区生产结构,以相关多样性为代表的布局特征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其对于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却未有定论。以我国27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门槛模型,引入地区创新水平差异,研究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为地区整体创新水平差异而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当地区创新水平较低时,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呈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随创新水平的上升而逐渐减弱;当地区创新水平较高时,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呈显著正向影响。结合我国地区多样化与创新水平现状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相关多样性布局与地区创新水平建设是地区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思路。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小企业板的实证分析

以中小企业的佼佼者——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为对象,研究其资本结构的现状,并从各公司2007年财务报告中选取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等五方面共1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资本结构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经过分析,15个代表经营绩效的财务指标可以通过五个主成分表示,而且这五个主成分表示的经营绩效与代表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和流动资产比率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我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变动呈同向关系。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的涌现

新冠疫情引发了全球价值链（GVC）的破坏性结构重构，增强系统应对未来突发事件冲击的韧性成为重构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以松散耦合理论为基础，聚焦分析GVC结构形态及其与系统韧性的联动，识别GVC以结构重构来提升系统韧性进而响应突发事件冲击的演化模式，对GVC松散耦合结构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产生响应性演化的机制做出理论性解释。本文基于现实GVC系统结构正在发生破坏性重构的判断，在提炼“系统结构重构+系统韧性提升”共演模式的同时，指明GVC的未来高级存在形态是更具韧性的商业生态系统。为加速此类新型GVC的构建，本研究对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典型结构特征进行了剖析，以阐释其涌现过程及其长期性，识别出具体的涌现路径，并依此为中国企业和政府携手推进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涌现提供借鉴与实践指导。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探索式创新与社会连带的中介调节作用

利用新兴视频测量技术对企业家心理韧性强度进行测量，并以2015-2017年中国213家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并探讨在该作用关系中探索式创新及社会连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心理韧性对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在企业家心理韧性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连带正向调节企业家心理韧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关系。当企业家社会连带水平较高时，企业家心理韧性对探索式创新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更显著。     

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 ,对 1 993— 2 0 0 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1 2 1 6个并购重组事件是否创造价值进行了全面分析。实证研究表明 ,并购重组为目标公司创造了价值 ,目标公司股票溢价达到 2 9 0 5% ,超过 2 0 %的国际平均水平 ;对收购公司股东却产生了负面影响 ,收购公司股票溢价为 -1 6 76% ;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综合影响 ,也即社会净效应不明朗。理论分析表明 ,我国经济的转轨加新兴市场的特征为并购重组提供了通过协同效应创造价值的潜力 ,狂妄假说和代理问题等传统的并购动因理论有助于解释收购公司的价值受损 ,而本文提出的新的理论假说“体制因素下的价值转移与再分配”和“并购重组交易的决策机制” ,更直接地解释了并购重组对目标公司、收购公司和社会总体的不同效应。     

纵向结构与投入品竞价合谋的悖论分析--日资配件企业“垄断协议”案的若干思考

2013年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价格合谋和价格歧视受到了中国反垄断机构的调查和处罚。文章以汽车配件行业中“日资企业”的价格垄断案为线索，构建了一个纵向股权关联下投入品价格合谋和集团内转移定价的理论模型，通过静态比较分析发现：关联企业之间的价格投标合谋并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是跨国公司作为实际控制人在上下游股权比例和盈利能力不对等的条件下，将下游整车合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到上游配件企业的一种手段。文章从股权比例和企业运营模式的层面论证了利润转移假说的合意性，并结合主要细分市场的结构和利润关系，对“结构－合谋”原理所面临的现实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反垄断立法要实现从行为惩罚到规则干预的转化，要适当增加产业组织分析的证据以提高执法的科学水准，需要更多地使用合理推定原则以避免对企业理性行为的不当干预。     

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影响的研究——海归高管团队和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创新是中国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必然途径。如何持续促进国际化创新呢？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高管心理韧性这一心理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整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研究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的影响,选取2012—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结论表明：(1)高管心理韧性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国际化创新;(2)海归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和供应链集中度的创新集聚效应对此均有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事件冲击放大了高管心理韧性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揭示出高管心理素质因素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作用,并探明其边界条件,为我国跨国企业加强高管心理建设以推动国际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