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本文在遵循《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中"金融服务实体"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创新能力、出口竞争力以及价值链嵌入度四个方面,对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跃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能力、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更进一步还会阻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因此,应着力完善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改善金融体制配置效率,以真正提升金融业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支持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

本文采用贸易四元边际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了非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影响的差异性。主要发现:(1)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进口行为,包括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国数量、进口产品种类。(2)相对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进口行为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只进口的企业,同时具有进口和出口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另外,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差异。(3)不同的外部金融环境导致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的进口行为对融资约束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进口四元边际上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汇率是开放经济中企业资源再配置的重要驱动力,汇率变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集,在计算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基础上,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出口企业应对汇率冲击优于非出口企业,更倾向于提高研发创新投资应对本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研发投资激励作用更大。相比于非高技术行业,汇率上升对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投入促进作用更大。     

政企关系、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研发创新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

良好的政企关系对一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政企关系对中小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企关系对我国中小企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政企关系显著增强了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企业如果没有花费时间去处理行政事务可能会使得企业的项目搁置,导致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增加,从而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政企关系对不同类型的市场的企业研发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政府要努力搭建新型"亲""清"政企关系,厘清政府权力范围和行政治理边界,在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同时,应简化审批流程、放松管制,优化营商环境以减弱融资约束来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融资约束下企业波动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

从我国1991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波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波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变化具有非线性,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低于临界值时,企业波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由负转为正,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是稳健的。还进一步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为例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有很多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于临界值,使得企业波动对企业成长存在负向影响,但也有很多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低于临界值,这些企业仍然存在"机会成本效应",使得企业波动对企业成长有正面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企业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在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生产者和银行在内的三部门模型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利用199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发生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发挥着中介作用且被融资约束所调节,即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中有49.3%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这其中受到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作用高达84.7%。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有效监管、预警和对冲“突然停止”冲击,完善政府补贴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创新,激励企业积极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实现“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稳健提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出口企业研发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弹性增大的背景,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等异质性特征的重要调节作用。基于Aghion et al.(2009)的扩展理论分析认为,不利的汇率冲击会减少支撑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资金,当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时,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概率显著降低。本文进一步采用2008-2011年"海关"与"全国税收调查"匹配数据库,详细地度量了企业级实际有效汇率等指标,实证研究发现:有效汇率的升值和预期波动风险的增大均显著不利于出口企业研发投资,但是,融资约束越低、出口产品种类和目的地越多的企业却能更好地隔绝汇率的不利冲击,政府的扶持和研发费用所得税减免政策也起到显著的对冲作用。     

融资约束对江苏省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衡量企业内外源融资约束的指标,实证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对江苏省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显著影响,且存在"融资约束悖论"。     

企业融资能力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

使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企业融资能力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考虑了企业的异质性后发现:企业外源融资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尤其对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与国有出口企业相比,私营出口企业生产率对外源融资能力的依赖性更强,其中低流动性企业对外源融资能力依赖性高于高流动性企业;外资的进入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融资能力通过保证研发活动的顺利实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     

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DID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敏感,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有助于民营、小型企业减轻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大企业融资约束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背景下转型金融政策助力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推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十四五”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本文以2016年颁布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作为转型金融政策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转型金融政策对钢铁企业转型研发和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钢铁企业，转型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钢铁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和转型项目投资水平；同时抑制了钢铁企业债务融资，尤其是流动性较差的债务融资。机制分析表明，转型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钢铁企业间存在差异性，对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具有明确的低碳、减碳项目或活动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研发、转型投资促进作用；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和暂不具有明确的低碳、减碳项目或活动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银行价格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向创新驱动转型,一个亟须研究厘清的关键问题是,银行业竞争如何驱动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关注银行价格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2013—2018年沪深两市的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因果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价格竞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识别出以融资约束为中介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价格竞争不仅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直接增加R&D投资的信贷供给意愿,而且还会通过降低贷款价格和增加贷款可得性来缓解企业整体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这一机制在解除贷款利率管制之后以及在民营企业层面体现得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果以及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     

政府研发补贴与降低企业杠杆率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短期杠杆率上,而对企业长期杠杆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机制上,研发补贴对企业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均呈现U形特征;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和中等创新能力企业的杠杆率呈现U形影响,但不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弱融资约束企业和弱创新能力企业的杠杆率.     

融资约束对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开放度的调节效应

企业如何缓解融资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创新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开放式创新理论,以2015-2019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融资约束、创新开放度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源融资约束和内源融资约束均对企业创新持续性产生负向影响;创新开放度对外源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对内源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内外源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创新开放度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差异。     

外部环境视角下的企业创新决策：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与应对

在地缘政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探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抑制了企业创新,降低了企业下一年度的专利申请数量;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提升现金持有水平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高地缘政治风险暴露水平和高管理层短视程度的企业,其创新活动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将会更大。此外,有效的外部监督措施有助于企业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本文拓展了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创新决策的相关研究,对政府调控地缘政治事件导致的外生风险,企业管理外部环境风险冲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融资约束、股权结构和股利平稳性

稳定的分红对现金流要求较高,融资约束的存在可能会加剧企业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影响现金股利的发放。不同股权结构下代理成本差异很大,现金股利分配可以通过减少自由现金流来降低代理成本,因此股权结构对融资约束与股利平稳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值得研究。从代理成本的视角,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融资约束、股权结构和股利平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股利平稳性,股权结构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国有控股、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均能够削弱融资约束对股利平稳性的负向影响。因此,加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治理以及解决企业当前的融资困境对促进现金股利的平稳性尤为重要。     

治理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原因,但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本文从治理结构的视角探讨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以2011~2013年江苏省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中小企业特殊治理结构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特殊的治理结构会加大其融资约束: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融资约束较大;高管持股比例对融资的负面影响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方式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兴起和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71家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且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为我国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