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与体制转移特征分析

运用非线性模型研究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和体制转移动态特征。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产出与通胀关系在1990—2011年的样本期内不存在显著的凸或凹的非线性特征,而MSIAH(M)-ARX(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显著的机制转移特征,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下,我国的通胀与产出缺口间具有不同的关系,其中在经济处于温和通胀状态下,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在统计上较显著,可作为管理央行货币政策的参考。     

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特征检验:线性抑或非线性

本文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拓展了线性理性预期模型,将通胀惯性引入菲利普斯曲线,构建了非线性的逻辑平滑转换回归模型,通过对货币政策的线性函数和非线性函数估计结果的比较,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以预期通胀率作为转移变量的非线性特征非常明显,转移变量的阈值和转移速度的变化更符合我国实际的货币政策操作事实,同时货币政策中有明显的利率惯性和平滑效应特征。     

中国MCI指数构建及其反通胀货币政策含义

众多研究表明,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兼顾前瞻性和后顾性的新凯恩斯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基于1994Q1—2010Q3数据估计了我国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MCI指数。实证检验表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比不合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表现出更好的计量经济学特征。本文得到的标准化MCI指数显示,利率变化和;12率变化对通胀的影响力基本相当,但;12率变化对通胀的影响更迅速。本文认为,在利率工具受到制约的通胀背景下,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当利用人民币升值来降低通胀压力,应该是我国反通胀货币政策的一种可行选择。     

通胀—增长权衡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现象,但有关中国的研究尚缺乏共识。本文基于实证和理论分析,系统研究了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问题。首先,结合货币政策冲击和月度SVAR框架,发现通胀的响应程度在2010年后大幅下降。由于证据显示总需求曲线并未平坦化,因此通胀响应弱化可解读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数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与生产率增长放缓同时发生,因此,本文在标准DSGE模型中引入纵向内生增长渠道,该渠道基于研发投入和知识资本积累,从而使生产率内生于经济周期。研究发现：(1)内生增长渠道放大了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但缩小了需求冲击对通胀的影响;(2)内生增长渠道改变通胀和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但不改变边际成本向通胀的传导。分段估计显示,2010年后,通胀和增长的关系弱化是边际成本传导变弱和内生增长渠道变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中央银行应继续坚持稳增长和就业优先战略,关注但不必过于担心由此引发的通胀压力。     

我国通货膨胀预测模型研究

准确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都起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利用当期通货膨胀率所制定的货币政策只能对下一期产生作用。这就需要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做出预测。央行可以根据通胀预测值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形势,减少货币政策时滞性带来的效果偏差,使宏观调控更加准确到位,最终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选取单变量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VAR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三类模型,利用我国1997年到2013年的季度数据对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并根据均方根误差RMSE比较各模型的预测效果,选出适合我国的通胀预测模型。     

通胀目标制和名义GDP 目标制的比较

本文引入包含通胀预期和滞后产出缺口的新古典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应用包含通胀偏差和产出缺口的贴现平方和的损失函数,从稳定通胀、稳定产出和损失函数方差的角度比较通胀目标制和名义GDP目标制,分析认为二者有不同的适用情况,不能简单评定孰优孰劣。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偏向名义GDP目标制。     

通胀惯性、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胀动态特征

本文在Gali & Gertler(200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虑通胀惯性的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结构模型框架,并基于GMM模型对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通过估计其结构参数和深度参数来度量我国通胀惯性的大小及对通胀的影响,刻画我国通胀的动态特征以及我国厂商的定价行为。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胀具有高阶滞后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动态特征,滞后阶数为2,通胀同时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我国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的强度对通胀率指标范畴十分敏感,CPI通胀率的通胀惯性和持续性大于RPI,CPI通胀率的适应性预期特征强于理性预期特征,RPI通胀率的理性预期特征强于适应性预期特征。在我国厂商定价概率方面,CPI通胀率相对于RPI通胀率,产品价格调整时间间隔较长,厂商对经济政策的反应较不敏感;在厂商价格预期行为方面,CPI通胀率相对于RPI通胀率,厂商对适应性预期的依赖程度超过了理性预期。     

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基于全球化逻辑框架的一个实证

本文立足全球化视角,构建了一个通胀形成机制的逻辑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对产出缺口、流动性等通胀形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扩展菲利普斯曲线,构建ADL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出仍是重要因素,不能因产能过剩而忽视潜在的通胀压力;货币并不必然造成通胀,但如果经济持续增长,货币充分进入实体领域则将化为现实通胀;资产价格对物价的影响显著并蕴含着巨大风险,货币政策应该关注资产价格;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强化,并使得通胀具有自我形成机制,合理引导通胀预期非常必要。     

环形菲利普斯曲线和通货膨胀动态特征

自从上世纪6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问世,关于这条曲线的研究就没有停止,本文基于我国2005年一季度到2010年四季度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计量方法,估计出我国在这段时期内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通胀预期在通胀动态变化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呈周期性的环形运动,总体上有着正相关关系;通胀预期对通胀的影响显著,同时具有前瞻性和后顾性。     

现代菲利普斯曲线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基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

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其最终目标既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内部均衡目标,也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的外部均衡目标。内外均衡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内部均衡目标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菲利普斯曲线是刻画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研究主要阐述弗里德曼-菲尔普斯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菲利普斯曲线,并评注两种现代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最后强调了通胀预期管理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波动的产出和通胀效应 ——基于供求冲击相关的SVAR模型分析

本文结合产出缺口-通胀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AS曲线）,构建了产出缺口和通 胀率的SVAR模型,并将识别结果同B-Q约束条件下的识别结果进行比较,以此来探究我国近 三十多年来宏观经济系统中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胀动态的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 论：第一,供求冲击之间高度相关;第二,需求冲击是我国通胀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存在 持久稳定的效应。第三,供给冲击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导力量。第四,我国存在相对陡峭 的菲利普斯曲线（AS曲线）。第五,产出缺口与同比CPI对我国经济状况的拟合效果最好。     

传统菲利普斯曲线难以解释我国现实问题——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难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中面临的通货膨胀受多种因素影响。通胀率与工资增长率无长期稳定负相关性,因此不适合套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及政策导向治理我国通胀与失业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通胀与失业的具体关系,发现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不一致,因此得出所要证明的结论。最后针对我国面临的通胀和失业问题间的相关难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解决措施。     

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拟合北大核心CSSCISSCI

围绕着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对旨在对具体环境下的通胀行为做出有用总结的菲利普斯曲线来说,重要的在于探寻导致曲线变动的深层原因何在。本文认为生产率和潜在产出的增长是解释菲利普斯曲线位移的核心变量,生产率快于名义量的调整以及潜在产出比以往更高的增长率均会形成化解通胀压力的力量。本文对简单预期增强的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修正,将价格调整的生产率与名义增长缺口加入模型,所得结果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通胀动态,凸显了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对于中国反通胀措施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的两难抉择

魏加宁:货币政策应尽快回归稳健菲利普斯曲线用来表示失业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通胀较高时,失业率就较低;反之,通胀较低时,失业率就较高。宏观政策的要点是沿着菲利普     

资产泡沫与最优货币政策

本文在一个包含价格与工资双重黏性的动态新凯恩斯框架中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和劳动力市场摩擦。本文研究发现，资产泡沫能够通过金融成本渠道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进而对通胀形成向下的压力。因此在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的条件下，通胀依旧可能是温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短期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可能压低通胀。在此情形下，通胀指标可能会失真，传统货币政策规则虽然能够稳定通胀，却可能无法有效稳定经济，货币政策有理由针对资产泡沫实行逆风干预。本文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资产泡沫的规模，在货币政策目标中考虑资产泡沫或资产价格将有助于稳定经济，并且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之后，逆风货币政策依然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说明盯住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对于完善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治理资产泡沫的根本途径仍在于消除金融市场摩擦，增加安全资产的供给以及建立健全安全、透明和高效的融资体系。这不仅能挤出资产泡沫，还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投资效率。     

最优货币政策研究:基于粘性信息宏观经济模型的检验

粘性信息理论是近十年来新型不完全信息理论之一,文章以SVAR模型来拟合中国货币政策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基准模型,借助菲利普斯曲线,同时还引入传统凯恩斯的粘性价格模型,作为比较的模型,从而来检验粘性信息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     

全球化、资本深化与菲利普斯曲线——来自我国公司层面的证据

本文首次基于微观数据,应用非线性光滑转换面板模型,研究全球化和资本深化背景下,我国不同特征行业菲利普斯曲线结构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内向型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我国内向型资本密集型行业菲利普斯曲线更平坦,而对于参与全球化的外向型行业而言,全球化使资本密集型行业菲利普斯曲线相对更陡峭,而外向型劳动密集型行业菲利普斯曲线相对更平坦。本文结论表明,面对当前保增长、稳通胀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应结合不同特征行业菲利普斯曲线,对不同特征行业需求采取有保有压的政策。     

通胀及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基于TVP-GARCH-M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TVP-GARCH模型从通货膨胀率中分离出结构型、冲击型和稳态型通胀不确定性,然后以7天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工具,在通胀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费雪效应框架下分析中央银行对名义利率的调整机制。研究发现,中央银行通过利率机制调控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但对通胀及通胀预期的调控效果显著,通胀及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引起短期利率波动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名义利率负相关,为了不致短期名义利率被扭曲,中央银行应减少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是否能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全面改革等挑战,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对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有效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本文利用违约距离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联合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机制与风险传导机制构建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利用DIFF-GMM模型与SVAR模型实证研究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引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后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更有效,主要表现为主要经济变量脉冲响应表现更平稳。因此,央行应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中考虑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经济增长、国际资源品价格与输入性通货膨胀——基于扩展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

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引入国际资源品价格变量、货币供应量、人民币名义汇率,扩展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资源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其影响力度强于美元流动性、弱于美元汇率;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资源品价格上升和输入性通货膨胀具有共生关系;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强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因素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应大力发展期货市场,鼓励国内大型企业参股或者控股国外资源开发公司的股权,加强政府对国际大宗商品采购的宏观指导;同时,应加速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