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市场摩擦与机会主义货币政策

本文在存在劳动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框架下考察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当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工资粘性、雇佣成本和搜寻匹配摩擦时,实行灵活通胀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效果上优于以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为目标的标准泰勒规则,并接近无约束最优政策的福利效果。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合理的政策选择。     

"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与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地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的效应差异以及福利差异.研究有以下发现:一是相较于单一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更好的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下不同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渠道与效应存在显著区别,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利于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但需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隐患;三是"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能够有效增加社会福利,其中价格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时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上述发现意味着"双支柱"框架的调控效果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因此,现阶段央行应进一步厘清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作用机理,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最新研究进展

由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关系研究的热潮是对以往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理论的一次深刻反思,将有可能导致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政策实践上的重大调整.这是当前全球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最前沿、最热门的课题.近期国外机构的研究认为:(1)现有的通货膨胀指标不能全面准确反映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周期;(2)可以从经济金融变量中提取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早期预警信息,这为采用"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策略创造了条件;(3)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调整,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4)调整后的货币政策策略仍不足以应对金融失衡,需改进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一起共同应对金融失衡.国外的研究对我国的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应对资产价格泡沫

由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关系研究的热潮是对以往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理论的一次深刻反思,将有可能导致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政策实践上的重大调整。这是当前全球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最前沿、最热门的课题。从近期国外机构的研究来看,认为:(1)现有的通货膨胀指标不能全面准确反映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周期;(2)可以从经济金融变量中提取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早期预警信息,这为采用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策略创造了条件;(3)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调整,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4)调整后的货币政策策略仍不足以应对金融失衡,需改进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一起共同应对金融失衡。国外的研究对我国的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资产价格

长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对待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上一直是"善意忽视",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资产价格泡沫崩溃带来的严重后果令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开始重新审视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关系,采取货币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逐渐形成新的主流共识。但由于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上存在着诸多限制,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提倡货币政策联合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对资产价格泡沫。那么,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能够更好地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吗?二者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上需要哪些合作机制?效果又会如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资产价格泡沫、流动性陷阱和货币政策调整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会影响经济的稳定运行,并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发生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陷阱问题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本文对资产价格泡沫、流动性陷阱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应对进行了研究,讨论传统货币政策局限及其对的调整措施。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利率扭曲与资产泡沫

本文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实际利率被扭曲时资产价格的表现。主要贡献是,为中央银行刻意压低实际利率的政策建模,并分析它对资产价格的含义。我们发现,当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目标、压低实际利率的时候,具有抵押价值的资产,其价格会上升,从而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利率被扭曲的后果可以表述为,金融体系不可能同时达到以下三个政策目标:持续压低的实际利率、自由的按揭贷款,以及合理的资产价格。     

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宏观调控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本刊观察

我国经济在今年显示出强劲的复苏趋势,这证明之前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是正确的选择。但货币政策行至今日,各种问题开始浮现,有上半年信贷的天量增长,有股市泡沫的一路吹高而后破裂,有通胀阴影再次笼罩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隐忧。央行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定调,目的在于维持经济复苏的势头,但又必须使资产价格和资本泡沫得到控制,分寸拿捏之间显得小心谨慎。     

金融脆弱性与货币政策新框架选择

通过理论分析,区分了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包含金融稳定两种情况下的政策效力以及框架选择。在分析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不包含金融稳定目标时,借鉴Ball模型,构建了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央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采取的最优利率不仅取决于当期的产出与通胀缺口,同时还取决于资产价格变化及其随机扰动项,并就传统货币政策框架选择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新货币政策框架包含金融稳定目标时,通过对Agur(2009)、Ague and Demertzis(2010)模型框架的修正与扩展,详细分析金融稳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不考虑金融稳定目标,将导致最优利率出现系统性的低估,造成这种低估的原因或许在于未能长远考虑金融脆弱性所带来的通胀成本和潜在产出损失,造成货币政策决策的狭隘性与滞后性。因此考虑现实的金融脆弱性,现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将金融稳定纳入其目标框架。相应政策启示是:建立科学的货币政策引导规则、加强社会沟通,发挥好市场预期引导作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搭配。     

货币升值过程中的资产价值重估分析

货币升值会导致资产价格重估，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状况是决定资产价格的另外两个关键因素。货币升值如果导致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资产泡沫就可能产生；反之，在紧缩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货币升值不会伴随全面的资产泡沫。如果货币升值削弱了本国产业的竞争力，那么货币升值可能仅仅导致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如果货币升值促使本国实现了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潜力得到改善，那么货币升值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长期可持续繁荣。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该文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分析了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资产价格通过资产负债静脉渠道影响投资和消费，但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并不总是呈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短期内容资产价格变化与通胀之间有四种可能的关系组合。对中国的实证分析则表明，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与中国通货膨胀紧密相关，而银行借贷则是过去十年内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来源。     

资产价格稳定应纳入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吗?——来自1999-2010年的经验证据

金融危机爆发前,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的主流认识是反对把资产价格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只需在泡沫破灭后通过下调利率进行干预,然而,历次国别或全球金融危机都充分暴露了主流认识存在的诸多缺陷。因此,本文运用我国1999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资产价格对货币流动性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资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流动性增加正相关,因此,我国中央银行应考虑将资产价格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逆经济风向行事,实行更为对称的货币政策。     

中国扩展泰勒规则及金融状况指数构建的实证研究

很多学者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但都未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由于资产价格是对未来收益的贴现,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也是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一条重要传导渠道,因此本文在新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下对中国1992-2009年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包含资产价格的扩展泰勒规则,发现若忽略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对产出的影响,估计的规则函数系数会偏大,这会导致社会福利函数损失增大。基于此扩展泰勒规则构建中国的金融状况指数,对未来通货膨胀有较准确的预测能力,这一指数可以作为国内外投资者、政府有关部门判断中国金融状况的一个指标。     

广义价格维度对利率的影响机制

从国债收益率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分离出某一维度的影响逻辑有助于规避信息噪音.鉴于央行近期提出需要更广义的通胀概念与度量,从广义价格视角出发,探究价格指标对经济基本面的需求端映射及货币政策的供给端研判逻辑.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单一价格指标映射基本面的能力有所弱化,且资金需求主导利率的时代已结束,应同时注重资金供给端即货币政策的分析.相比现有研究主要针对狭义价格指标展开分析而言,本文一方面从广义的维度为投资者提供了更清晰的利率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建议在制定政策时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的范畴或在利率规则中加入法定金融稳定目标这两个角度加以修正.     

越南金融困局的成因及对中国的警示

2008年5月,越南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了安全警戒线,金融市场急剧动荡。越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导向难辞其咎：政府巨额的投资导致财政赤字;大规模的设备进口导致贸易赤字;过于迷信外资作用,金融开放过快;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对资产价格泡沫危害认识不足;在出现通胀苗头时犹犹豫豫,错失最好的调控时机。借鉴越南教训,中国应严防通胀、防止境外热钱、对人民币升值采取谨慎态度、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 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的外部脆弱性——基于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一个标准的开放经济模型,引入外部融资溢价机制和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刻画了中国的金融摩擦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刺激下,投资效率冲击如何通过金融摩擦的放大效应将经济波动扩大至实体经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在一个存在金融摩擦的开放经济中,投资效率的负向外部冲击会导致资本预期收益率和资产价格的下跌;在外部融资溢价上升和银行"惜贷"加重的双重影响下,企业的整体投资水平和产出水平都会出现下滑,从而凸显了金融摩擦的放大机制对宏观经济外部脆弱性的强化作用。为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这一强化机制的存在,避免国内的资产价格受美联储加息政策的过度影响,并由此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