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12—2016年度沪深两市上市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重新选取指标和模型以分析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指标选取方面,文章将所得税税负、流转税税负和政府补助强度作为解释变量,用研发投入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规模、毛利率、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研究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对于流转税,所得税对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结合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建议从继续加大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流转税优惠政策、优化政府补贴方式等方面优化激励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财税政策。     

产业政策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选择发展方向相对明确的产业、发挥国家政策的支持引领作用、通过供给侧补贴发挥市场选择作用、通过逐步降低补贴强度加强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产业政策在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推动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博弈的视角,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府能够识别企业研发行为“真伪”的甄别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起到激励企业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效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伪研发”行为的稽查和处罚力度,以提高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产业政策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是目前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从民营企业角度出发,根据政府颁布的“五年计划”将产业政策分为一般鼓励政策与重点鼓励政策,采用2007-2015年的企业专利数据,试图检验产业政策如何对民营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被鼓励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且在重点鼓励行业中表现显著,这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然后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政策能通过金融机制、税收机制以及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但在对政府补贴机制的分析中发现,民营企业会因为“寻补贴”进行策略性创新.     

地方产业政策与行业创新发展-来自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新能源汽车是地方政府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存在"中央产业政策-地方产业政策"的现实,着重考察了地方不同类别产业政策对行业创新的作用.文章手工收集整理了中国省级层面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文本数据,利用政策用词识别、量化政策类型和政策效力,实证考察了地方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特别地,文章检验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产业政策的差异影响,并对会加强或削弱地方产业政策效果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就全国整体而言,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激励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发展.与供给型、需求型政策相比,以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规规范和产权保护等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更为有效.考虑变量衡量误差和内生性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文章还发现中央和地方官员更替对产业政策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相比,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而达成促进行业创新的目的.文章的研究在丰富了产业政策研究文献的同时,也为中国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激励政策对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着市场失灵问题,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为了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序发展,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本文从单一政策效果、政策协同效果、中介效应等多角度分析激励政策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影响,并深入研究激励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补贴政策、充电基础设施以及政府购买都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人口越多、收入水平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的地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程度越大;（3）政府购买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4）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在激励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5）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区域性差异,在第一批试点城市,补贴政策的效果不再明显,甚至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在第二批试点城市中,补贴政策依然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6）补贴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但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表现出负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补贴介入下军工企业研发助力的“迷失”

研发投入与财政补贴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选取我国军工上市企业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及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我国军工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滞后性推动作用;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有所“迷失”。研究结论为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活动影响企业成长提供了新证据,为研究军工企业研发活动投入经济后果及如何适应军民融合进程拓展了新视角。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政府R D补贴、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基于门槛效应的研究

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R&D补贴与技术创新、政府R&D补贴、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R&D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基于政府R&D补贴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作用随着政府RD补贴强度的增加而减少;政府R&D补贴通过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产生正向影响,政府R&D补贴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存在着基于政府R&D补贴强度的双重门槛效应,其影响大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当确定合适的政府补助强度,使政府R&D补贴强度位于合理区间内,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府R&D补贴的激励作用。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