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行业供应链碳足迹界定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钢铁行业为研究对象,对钢铁供应链碳足迹进行界定,根据IPCC提供的排放因子和核算方法测算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运用SPSS软件分析碳排放量与人口、GDP、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总量、钢材消耗量、能源效率、工业增加值碳强度和回收利用率8个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碳排放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钢铁行业碳排放量与人口、GDP、能源消费总量和回收利用率关系密切,能源消费总量对碳排放影响最显著,而其它因素影响不大。我国钢铁行业可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资源结构;健全能源管理,推进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发展循环经济”3个方面实现减排目标。     

现代工业型与传统资源型城市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对比分析——以无锡市与包头市为例

以现代工业型与传统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包头市与无锡市为代表进行对比,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对能源消耗引起的碳排放量进行分解,探究两种类型城市碳排放特征与驱动因素的异同。研究认为：①两种类型城市经济发展同碳排放量协同增长,碳排放效率逐年减小,离绝对减排的目标相差较远。新型工业城市具有高GDP低碳排放的特点,且碳排放量趋于稳定;传统资源型城市具有低GDP高碳排放的特点,碳排放强度、减排空间和潜力均大于前者,且碳排放量有进一步增大的潜力。②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改善,使得能源结构调整收效不大;能源效率的提高对碳排放量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对碳排放贡献一直保持高位。③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提升,是工业城市尤其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路径。     

中国省域碳排放权分配——基于环境FCAM

考虑CO_2排放的非期望产出特性,以最大化整体平均效率为目标,构建省域碳排放权分配的环境固定成本分摊模型(FCAM)。对世袭制、平等主义和支付能力三种公平分配原则下的省域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结果进行加权组合,从而获得综合公平原则下的省域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以基于环境FCAM的分配方案趋同综合公平原则下的分配方案为目标,构建优化模型,以融合效率和公平。2020年省域碳排放权分配结果表明:最终分配方案在达到效率最优的同时,属于"绝对平均",较好地融合了效率和公平;基于强度减排压力和总量减排压力对30个样本省进行分类的结果基本一致。最后,针对四类省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减排建议。     

基于STIRPAT模型的浙江省碳排放峰值预测分析北大核心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为探究该目标实现的可达性,以浙江省为例,充分考虑人口、人均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了修正的STIRPAT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该模型精确度良好,R^(2)值达到0.982,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浙江省的碳排放。设定三种情景对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间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浙江省均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通过分析模型系数发现人口、能源结构、人均GDP是影响浙江省碳减排的主要因素。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分析方法,从能源消费总量、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和能源强度四个指标出发,分阶段分析了我国1953~2011年间的能源消费碳排放情况。研究表明:能源消费总量和城市化水平是驱动碳排放的核心动力,且两者作用相反。能源消费总量对碳排放起到正向驱动作用,碳排放对其响应与能源强度类似,持久且不稳定,说明中国能源"双控"政策的效果显现仍需很长一段时间,但两者的结构冲击对碳排放贡献大,效果明显。而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有反向驱动作用,其响应可在短期内达到平稳状态,加之其结构冲击对碳排放贡献度可达10%,使之成为未来降低我国碳排放的有力措施。与此同时,把握住人均GDP与碳排放互为Granger因的特殊关系,积极推行绿色GDP,也可有效降低碳排放。     

省域碳排放公平、转移与分配研究

通过构建碳洛伦兹曲线来计算碳基尼系数的方式,从年度人均排放、单位社会总产出排放、单位国土面积排放三个视角动态化研究省域碳排放公平性问题,发现基于不同指标计算的碳基尼系数差别悬殊、结论也相异。还基于碳排放规模转移指数和强度转移指数分析了省域碳排放的转移问题,发现我国碳排放转移的基本方向是从能源密集区域和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向能源非密集区域、非重化工基地分布区域转移。在碳排放公平与转移分析的基础上,文章给出了基于单年度世袭原则、GDP排放强度原则、人均排放原则、行政区国土面积原则下的省域排放权分配系数,发现不同分配原则下各省区的配额差距很大。以2011年的实际排放量系数为比较基准,东部地区在GDP排放强度原则上配额量增加较为明显,在行政区国土面积原则上配额量下降非常明显;西部地区在行政区国土面积原则上配额量增加最为明显;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相对稳定。     

中国工业分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2004~2010年中国各行业不同能源类型的相关统计数据,基于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的计算方法,计算了中国工业分行业各类能源消耗碳排放量;并应用LMDI法对中国工业分行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这7年中,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年均增长8.18%,比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5.26%;在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四个因素的分析中可知,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的升高是中国能源碳排放持续增长的主导原因,能源结构对减少碳排放有较小贡献,产业结构对促进中国工业能源碳排放减少有很大贡献。通过对中国工业三大行业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对中国工业能源碳排放的增加有较大影响。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1],测算2000—2011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从变动趋势、消费结构、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四个角度分析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京津冀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在12年间均呈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津冀的高排放主要是由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引起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建立碳汇合作机制。     

基于LMDI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以陕西省为例

近十年间陕西省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大发展,特别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其经济发展已驶入了快车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然带来碳排放总量的增加,测算了陕西省2002~2012年7种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使用LMDI法(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把陕西省能源碳排放增量分解成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与能源消费强度这五方面因素。研究得出,2002~2012年间除能源消费强度这一因素的累积效应为负外,其余四种因素的累积效应皆为正。使用逐年效应角度观察,人均GDP是碳排放增加的最大拉动因素,能源消费强度对碳排放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动态演进及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基于1993-2009年的碳排放

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占我国碳排放总量一半以上,调整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是实现减排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首先依据IPCC提供的各种终端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平均低位发热值计算了我国终端能源的16种碳排放系数,并据此计算出制造业产业在1993 -2009年间的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以制造业碳排放量及其强度的年度变化趋势为聚类依据,将1993 -2009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其制造业发展模式的阶段特征.在此基础上,以2004 - 2009年的制造业各行业的碳排放负荷系数和经济贡献率为主要分析依据,将制造业30个行业划分为重点发展型行业、升级发展型行业、规范发展型行业和约束发展型行业4个类型.     

中国省域碳排放测算及配额分配

基于IPCC碳排放系数法和贸易转移系数矩阵,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省域间的贸易转移碳排放量,分析了省域间碳转移的密切关系,核算了各省的共同责任碳排放量,利用加权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Gini系数考察了省域碳排放的公平性,并基于世袭制、平等主义、支付能力和综合公平等原则对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分配。结果表明:可将中国30个样本省域划分为9个碳排放集结域;省域碳排放处于"比较公平"状态;要实现"十三五"减排目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碳排放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我国省域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比较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将碳排放绩效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中,对2002—2009年我国29个省区的碳排放绩效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碳排放绩效出现了显著提升;三大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局面;技术进步是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提高的主要驱动力,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升,且中部地区的进步速度最显著;大部分省份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还较低,这不利于实现可持续性的低碳发展。     

浙江省低碳发展水平测度和比较分析

低碳经济,以低排放为主要特征。浙江省的经济快速发展极度依赖于传统能源的消费,而其消费带来了巨大的碳排放,为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文章基于减排角度,在分析浙江省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现状的基础上,运用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和碳能源排放系数三类指标衡量了浙江省低碳发展水平及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并从减排角度提出了提高浙江省低碳发展水平的相关策略。     

我国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估算了1995—2009年期间我国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从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城乡消费结构的角度,对碳排放结构进行了分析。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碳排放系数,分析其具体影响,并进行省际比较。结果表明:1995—2009年期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各省的差距较大;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碳排放情况看,各省的碳排放均来自第二产业和燃煤;经济规模的扩张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变化和碳排放系数变化对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有偏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劳动和碳要素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判别，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不同资源丰裕度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主要结论：①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技术进步偏向碳节约型有助于推动碳减排。②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可通过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中介效应间接影响碳排放强度。③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路径，而非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路径促进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④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能源利用效率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越大。因此，需加大技术进步偏向碳要素节约的诱导力度，注意不同资源丰裕度下碳减排的不同路径，加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碳税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基本的投入-产出模型出发,运用200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以及各省统计数据,按照消费者责任原则,在考虑地区间贸易因素的情况下,对我国东、中、西部样本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得出不同碳税水平下样本地区的税负水平。结果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发达地区大部分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较低,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不同碳税水平下各地区税负有较大差别;随着碳税水平的提高,地区(如西部)越不发达,税负增幅越大,所承受的税负越重,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此,合理选择碳税水平对统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非常必要。     

中国地区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及碳排放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估算了电力、热力的CO2折算系数,据此精确测算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部门的CO2排放量,并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计算了考虑和不考虑CO2排放两种情形下各省区的工业TFP。结果显示:考虑CO2排放时中国工业部门的TFP增长率(碳效率)比不考虑CO2排放时高出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工业部门在两种情形下均是推动前沿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且在考虑CO2排放情形下表现更为突出;2000年后,中部地区个别省份的工业部门开始进入技术前沿。结论表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虽然中、西部地区工业部门的技术追赶总体上相对缓慢,但近几年个别省份也在加快步伐;2003年后中国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省域一次能源CO_2排放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本文结合STIRPAT扩展模型,依据一次能源消耗数据测算了1990—200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碳排放量,并对潜在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能源强度、人口增长率、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而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碳排放未表现出明显的相关特征。同时,省域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并存的现象。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这种现象是系统过程的作用结果。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耦合现象。这意味着,在制定区域环保和能源政策及措施时,必须对碳排放及其影响因子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进行综合分析。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PSM-DID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2011年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环境规制制度。因此,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度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2013年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逐步改善,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和对MGTFP的影响相一致。在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中,技术进步所受的影响最大,纯技术效率所受的影响最小,综合技术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所受到的影响,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及城镇化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为负,这与对MGTFP的影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