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社会公平:政府规制及其选择

社会公平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即在同一时间为多个个体共同消费或无竞争消费,使用中产权的非排他性。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社会公平是政府规制的结果。生产社会公平的政府规制的存在是相对合理的。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现阶段中国社会公平的政府规制选择理应是:保证市场效率;弥补“市场失灵”;获取最合理的社会公平限界;取得动态效果最大化。     

城市出租车行业市场准入规制研究

近年来,全国诸多大中城市相继发生出租车罢运等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了阻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对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热烈探讨.城市出租车行业是兼具公共品特征和市场性的准公共产品.中国现行出租车行业市场准入规制制度无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规制效果难尽人意.在中国引入竞争机制作为出租车行业运行的基本制度,并辅之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规制制度,以期实现出租车市场健康发展的行业目标.     

中国生态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及政府规制

本文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剖析了中国生态旅游快速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指出中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上存在着困境,中国生态旅游实践则出现了若干变形.进而从分析生态旅游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入手,认为生态旅游产品区别于一般旅游产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具有更强的外部性.因此,生态旅游产品的供给不管是采取公共支出供给、企业供给还是私人供给的方式,加强政府规制都将是必由路径.而对于规制客体--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的规制将是重点,规制手段则包括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两种手段.     

中国规制政府的崛起:一个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的规制政府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崛起的。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关于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移植论对其崛起逻辑的解释都值得商榷。事实上,中国的规制政府是中央政府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约束和外部竞争压力前提下,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认知能力,对原有治理制度进行边际改进的一个供给主导型过程。该过程的路径依赖特征既是引发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也为提高规制效率提供了改革思路。     

中美政府规制的比较制度分析

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直接经济、社会控制或干预。中国和美国政府规制在规制概念、依赖基础、规制所处的阶段和任务、规制机构的设置、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政府规制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在当前,中国政府规制的重要任务是准确判断和把握中国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改革重点,针对现实状况,建立符合国情的政府规制体系。     

民营经济从事城市公用事业的相关问题研究——基于数字公交站项目与ABC集团的分析

公共产品是指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或服务,数字公交站项目可以看作为是公共产品.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这一公共产品却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而无论是从现有技术,还是从政府财政承担能力来看,政府投入数字公交站项目都是不合适的.作者分析了数字公交站项目民营经济主体供给的可行性,并通过对这一项目分析提出了政府促进民营经济主体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政策建议.     

混合物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按产权粘连性划分,混合物品可细分为混合物品Ⅰ、混合物品Ⅱ和混合物品Ⅲ。混合物品Ⅰ是可竞争性混合物品,其价格由市场竞争和政府规制两部分形成,优化的途径是政府应对等补偿公共价格和适当规制拥挤性;混合物品Ⅱ是自然垄断产品,其价格的形成带有明显的政府规制特征,优化的途径应根据自然垄断性的强弱设计出合适的规制激励契约;混合物品Ⅲ是外部性物品,其价格形成由自经营价格和外部性价格合成,优化的途径是外部性带来的损益对等内化。混合物品价格的总体特征是一种公私合成价格,私人价格属市场经营价格,公共价格属补偿和规制型价格,其优化的途径是公私价格能对等划分和有效实现自我产权代价对等补偿。     

中国电力改革现状及政策建议

电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属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电力产业多采用垂直垄断的经营管理模式,并由政府实行严格的规制.2002年中国电力市场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电厂和电网分开.改革促进了电力行业的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保证电网安全、制定法律制度、市场化电价是中国下一步电力改革的主要内容.     

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规制——基于经济法的视角

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权力是法律赋予的,政府凭借拥有的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公共生产过程中,对一切公私企事业部门及国家各种行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经营管理或进行宏观的调节控制的一种强制力和支配力。回顾中国政府通过权力干预经济的历史过程,出现了变异现象。而经济法因其法益目标和干预手段的特殊性,天然地具有对权力行为进行调适的能力。因此,在考量和整合多重利益范畴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经济法规制策略是可行路径。     

垄断性产业普遍服务问题探析

垄断性产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和较强的正外部性,是公众生产生活的必需品。随着垄断性产业市场结构重组和民营化规制改革,传统的普遍服务机制交叉补贴、财政补贴、政府直接投资逐渐失效,需要建立起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普遍服务机制。本文提出建立与垄断性产业改革进程和市场机制改革相适应的普遍服务基金制度,是垄断性产业规制改革后提供普遍服务的长效机制。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