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注意在亏损企业中搞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正>1993年11月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写进党的文件的背景是:1992年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施行中受阻,十四项经营权无法完全落实,企业难以真正转换经营机制,这使经济理论界和决策层认识到,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转换机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企业改革已从放权让利阶段走向了制度创新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制度创新,企业改革的现实目的都是使企业转换机制、提高活力,决不是为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我们说放权让利这条路行不通,决不是因为它没有触动企业制度,而是因为它不能转换经营机制,没有真正提高企业活力.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结果仍然没有转换经营机制,仍然没有提高企业活力,国有企业亏损面仍然没有彻底改现,那么,我们恐怕只能承认现代企业制度无效了.     

重塑国企文化的若干思考

三年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是本届政府既定的目标之一。企业文化作为影响企业竞争实力的资源,多年来一直未能引起重视,特别是国企文化以其强大且相对滞后使得国企改革步履艰难。因此,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对于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尤为重要。１企业文化 “文化”,这一术语源于社会人类学。《辞海》（缩印本）中是这样定义“文化”的：“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讲,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应表述为“企业所创造的生存…     

政府放权绣球抛给商会

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行为不断归位和规范,政府职能明确定位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从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调控为主,通过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企业放权,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一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参与社会管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商会组织被推到最前沿,成为实现这一改革的先行者。政府抛出绣球,商会能否接好？本文以做探究。     

优化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职能的有效途径—适度分权制

在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改革中,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推出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资产股份化”等种种思路。但却忽视了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机制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同步性,以至仅仅把政府职能部门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放权让利”。 因此,我们认为,在优化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必须实施“适度分权制”这一优化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管理机制。     

股份制:企业改革深层次探讨

<正> 改革以来,我国一直是沿着政府给企业松梆放权让利的思维来推进改革的,这一度曾给原来纯计划体制下的企业带来一定活力,从某种程度上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十年改革仍旧没有跳出原来的僵化框架,只是进行浅层次局部利益的调整,并没有改革传统的产权模式,新的企业组织制度尚未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     

企业改革思路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向

本文认为,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克服放权让利所产生的弊端,而是基于企业改革、两权分离的经济过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将目前行业或企业主管部门从政府系列中分离出来使之变为经营性公司,第二步是建立和实行企业法人所有制。     

政府放权 绣球抛给商会

正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行为不断归位和规范,政府职能明确定位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从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调控为主,通过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企业放权,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一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参与社会管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商会组织被推到最前沿,成为实现这一改革的先行者。政府抛出绣球,商会能否接好?本文以做探究。组织壮大,缺乏公信力和凝聚力对中国来说,"商会"是舶来品,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被称之为近代商会的发源地。1902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源机制

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只是政府“附属物”,企业缺乏发展活力,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放权让利改革是国有企业内在“放活”动力机制下的必然选择,而经济利益如何在国家与企业、员工之间合理分配成为改革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难题.国有企业持续盈利、经营者与员工“创富”动力推动公司法人制度产生,但国有企业“创富”改革过程中重效率轻公平、社会责任有所缺失等问题在全社会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应.通过全过程、全方位的系统改革,以“促和谐”为新的动力,减少深水区改革的阻力与内耗,才能解决国有企业使命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企业与员工持续全面发展等事关和谐社会构建成败的现实问题.     

股份制——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正> 中国企业改革最初形式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改革思路的成功之点在于它打破了过去企业高度隶属于行政,听命于行政的僵化状态,使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权利和利益,开始从过去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但是,单纯的放权让利对塑造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主体和经营主体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一,放权让利所表明的仍然是行政隶属关系,它的松动只不过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恩赐,而不表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其二,放权让利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度的;其三,一味的放权让利会强化企业对行政主体的纵向依赖.使企业行为更加不合理.     

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对中国改革的政治学解读

本文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因与进程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内核一边层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权力边层率先发起对统制主义的单一性体制的冲击。从改革的发生看,中国的改革属于放权式改革,只是在放权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是可控的,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改革后的体制创新,使权力内核和边层处于新的互动过程中。由于边层已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内核必须作出调适性改革。     

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1．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现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是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放权让利”改革，在围绕落实企业的经济自主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弊端。首先，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亦即全体人民，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产权主体实际上很不具体，人人所有，而人人都没有，这样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形成了事实上的缺位，国有企业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因而不能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当企业领导人员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时，领导者的权力急剧膨胀，加上他们拥有极强的国有资产操纵和控制权，     

论我国现阶段的财政困境

<正> 自1979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的基本态势是持续的赤字,SR/NI(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值呈持续的下降趋势。对于这种现象,有人把它归因于“放权让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此,就如何克服现阶段财政困难问题,往往比较倾向于重新加强财政集中。然而,在我国的历史上,几次放权改革引起经济混乱后,运用强化中央财政集权管理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这些放权改革都只是局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上,并未     

国有企业改革与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总结了以往放权一收权仅仅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兜圈子的缺陷,把行政性放权转向扩大企业自主权。对此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调整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转向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具有历史性的进步。不可否认,上述转变在我国改革史上确有伟大意义。但仅从“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到     

产权代理制与“双重四层两权分离”

本文在反思现行几种企业改革思路(放权让利、承包、租赁、股份制)基础上,认为在国有资产虚拟化,即没有真正形成行使国家资产所有权的实体之前,这几种改革思路都难以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性塑造。因此,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国家与企业两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个恰当的共生机制。由此,作者提出了产权代理制和“双重四层两权分离”的宏观构想。     

论管理创新

一、观念创新——“无为管理”的管理理念。世上没有永远对任何企业都通行的管理模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企业都应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在管理世界中，没有权威，只有创新。美国的管理专家毕可斯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员工，有人选择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面拜访客户，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迹象表明：虚拟的办公室工作状态，已逐渐成为发展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权威管理和严格管理，意味着组织的分权，把权力从领导者手中分散到组织成员手中，员工获…     

企业创新要素视角下供给侧改革实施路径研究

供给侧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供需不均衡等结构性问题、创造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企业作为改革主体,企业创新在供给侧改革微观层面为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企业创新是一个非线性系统,以企业为边界,创新要素可分为内部创新要素和外部创新要素两种。企业创新系统中劳动力、资本、技术、组织内部要素优化促进了要素升级,政府、市场等外部要素效率提升实现了制度有效供给,系统内外之间知识、资源交互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以企业创新为核心,通过政府改革和市场监督,可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制度嵌入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组态研究

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制度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3个维度6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效用,提出并检验关于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投入间关系以及高创新绩效组态中制度与社会资本要素互动关系的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引致高创新投入的“政府‘帮扶之手’×企业‘非政治资本’促研发”和“政府‘残缺之手’×企业‘政商研资本’稳研发”的条件组态,识别引致高创新绩效的“‘亲而不清’制度环境×内外部社会资本协同驱动型”“‘亲清制度’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替代驱动型”和“‘亲清’制度环境×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替代驱动型”的条件组态。研究整合制度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为揭示复杂动态环境下企业创新过程提供解释机制。结论有助于管理者依据所处制度环境,构建获取创新优势的社会关系网络。     

论国有企业改革中退出问题的两个层次

迄今为止，国企改革未取得应有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首先从宏观的层次上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调整，而在微观层次上却又要求所有国有企业都按照竞争性企业模式进行改造。 以前我国的国企改革主要着眼于微观层次上，试图搞活每一个具体的企业。“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搞好国有企业，因为它是在不改变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条件下进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致力于实现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国有企业仍然没有根本的好转。这表明以前的单纯的微观层次上的改革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难题，必须首先从整体…     

简政放权对企业创新研发的引致效应

企业的创新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本文探讨政府简政放权相关制度要素对微观企业创新研发的引致效应.选取2008-2016年度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结合《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中的相关指标进行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匹配,研究发现:(1)政府放权程度愈高,对企业创新投入与研发产出的激励效应愈为显著,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可靠;(2)放权越彻底,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特别是对于高财务杠杆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对制度环境的预期越加乐观,制度环境对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愈加显著.为进一步把脉行政体制改革、引导微观主体创新,应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中美文化比较视阈下的政府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

从文化背景的独特视角出发,采用规范研究的方式,从地方政府权力来源、权力监督与职能定位等不同视角,对中美企业社会责任的政府监管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在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政府权力的怀疑与警惕,使美国形成了“有限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对政府权力的严格监督机制,促使政府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在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对整体价值的强调,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使中国形成了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定位,地方政府权能的扩张及其“经济人”特征的日益突出,企业社会责任监管职能被弱化,加剧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