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与培养策略

根据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分析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学生的人格特征、自尊、归因倾向、自我价值感等主观因素和学生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及生活事件等客观因素;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几点对策。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天津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以天津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研究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频数统计、相关性分析、交叉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温暖、亲人和睦为影响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同时愈幸福的人群愈关注实现价值等更高层次的因素;女性对幸福感更敏感;中高收入者幸福感最强且更关注人际和谐、实现价值等因素。旨在为了为领导决策、为个人追求高质量的幸福生活提供参考。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广东贫困县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研报告

通过调查分析广东丰顺县（省级贫困县）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主观幸福感,探究影响贫困山区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以丰顺县210位老人（年龄大于60岁）作为研究对象,以坎贝尔幸福指数量表和自编的老年人一般资料调查表作为测量工具,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结果显示210位老年人平均幸福感指数为10．52±1．891,相对较高,1995年国内姚春生等人所做测试,幸福感指数全量表分数（X±SD）仅为5．1159±2．0282。数据分析显示,老年人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养老环境、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家庭关系、其他社会人际关系、经济收入、社会关注与支持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差异显著。而年龄和性别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剖析与评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关于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本文系统梳理了近三十年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成果,目的在于总结经济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发展线索和成果,为中国幸福感的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效用和偏好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以及偏好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总结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幸福感的最新动向。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地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因此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生活水平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幸福感是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关乎个人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然而，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居民主观幸福感却在下降，与此同时，精神疾病患病率和自杀率不断攀升。本文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以五种不同人群作为参照系，从抑郁症状(CES-D)角度实证考察相对生活水平对中国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工具变量模型显示:第一，相对生活水平对中国居民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不同参照系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以同事和同学为参照的相对生活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以本县（市、区）人们为参照的影响最小。第二，生活水平的相对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相对生活水平较低引起的心理问题加重的程度明显大于相对生活水平较高带来的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第三，相比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当前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状况。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对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具有外溢效应。     

浅析企业新生代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90后甚至95后的员工逐渐踏入职场,成为职场的新兴力量,因为所成长的时代不同,新生代员工具有对主观幸福感的独特认知.本文以Diener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为理论基础,根据新生代员工的特点,着重研究影响新生代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从而提出的提高新生代员工主观幸福感的措施,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激励新生代员工,实现企业的绩效目标.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天津市近郊272位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天津市农村居民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农民对自己当前的现状总体较为满意,但在具体的幸福感维度上,“居住环境。和“经济状况”得分最低,农村居民对这两项指标满意度较低。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月均收入状况、性别,年龄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相关维度都有显著影响。为了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文化水平、改善生存环境这三方面提供相应建议。     

蚌埠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蚌埠市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及其主观影响因素和客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提升蚌埠市居民幸福感提供建议。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     

北京流动人口城市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将成为城市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目前阶段,提高城市归属感依然是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归属感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为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