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房产持有视角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受“有限参与”的困扰。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却发展迅速,居民对房产的投资是否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采用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CHFS）的数据,侧重于从房产持有角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产持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个5%的临界值,即房产持有对5%以下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对5%以上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个结论即使在控制了许多传统解释变量之后依然成立。     

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讨论了中国中青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财富效应";人力资本风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房产对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对中年家庭没有"挤出效应";综合考察中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年龄效应",但细分年龄段后发现,中年家庭具有明显的"年龄效应",而青年家庭的"年龄效应"并不显著;家庭财富促进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具有医疗保险、商业储蓄保险的中青年家庭更可能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异质性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情况,实证中系统考虑了家庭异质性影响因素。主要的发现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家庭资产净值达到约170万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的平均资产净值远离下降点;信贷约束的存在降低了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家庭房产和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健康状况、家庭医疗支出对医疗保险计划的影响至关重要;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户主年龄达到约58岁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接近下降点。这些实证结论为政府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含义。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论控制房价与引导中高收入家庭投资

受预期收益、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影响,有相当一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青睐房地产投资,购买了多套住房,期望房价上涨,转卖获得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住房需求,刺激了房价.这部分投资者不同于炒房客,国家不能进行打击.要控制房价,除了采取宏观经济措施,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中高收入家庭的投资方向,把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分流到其他投资领域.     

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风险的关联研究

本文通过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整体偏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仅为3%。无论是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的金融素养因子还是通过金融相关问题加总的金融素养都能显著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但金融素养的提高对股票、基金、理财等配置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金融素养的提升对理财产品配置的边际影响最大。此外,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促进金融资产多样化,促进理财产品等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自有住房抑制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婚姻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无显著影响。提升投资组合有效性,优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提高金融素养,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金融服务供给,解决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证券投资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作为波动性较强的资产,证券投资本身就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工具,公允价值计量为上市公司利用政券投资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与大牛市的背景下,证券投资收益为参与证券投资的上市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本文选取了2007年578家持有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其盈余管理现象及动机,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因素与规模因素后,上市公司在2007年利用证券投资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其动机是为了"扭亏"和"平滑利润".     

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流量金融资产年度数据,同时结合历年居民住宅销售额,从通胀预期、家庭资产配置的视角对1992-2010年中国家庭流量资产配置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住宅作为非金融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家庭流量资产中占比很高。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自身收益不敏感,但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敏感,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同时基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增加家庭房地产的配置,而过度预期又会造成房地产的超配。基于此,政府应当通过调控通胀预期、发展新型金融产品等措施,引导居民更合理的资产配置,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内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绝对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金融发展作用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效应。     

金融资产收益动态相关性:基于DCC多元变量GARCH模型的实证研究

金融资产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对于投资者的分散化投资与资产配置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股票和债券是可供投资者选择的最主要的两种金融资产。基于DCC(Dynamic ConditionalCorrelation)多元变量GARCH模型(Multivariate GARCH Model)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和债券收益之间的相关性呈现出动态时变的特征,并且相关性的波动性很大。此外,通过对影响我国股票和债券收益之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进行的分析,发现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场风险会对我国股票和债券收益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显著影响。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国有企业投资风险管理研究

国有企业的投资着眼于预期的收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相应的未来风险.本文简要分析了国有企业投资风险的成因、识别方法以及投资风险控制方法,希望国有企业通过加强对投资风险的管理,从而实现投资的最大收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投资认可吗?——基于绿色基金的分析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绿色投资的生态价值已达成共识.而绿色投资能否兼顾环境绩效和财务收益的双重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文章以绿色基金的绩效评估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险.文章首先从环境金融、社会责任投资和金融创新视角系统梳理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然后选取22只绿色基金,在选定市场基准和匹配非绿色传统基金对照组的基础上,评价了绿色基金的直接收益和风险以及基于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风险调整收益,并进一步分析了基金投资者(绿色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基于单因素模型的绩效评价显示,现阶段我国绿色基金的风险调整收益要低于市场基准和传统基金,投资策略差异和成立时间长短对基金收益和风险有影响.基于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基金的投资表现要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因子、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绿色基金的收益.另外,绿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不高.文章为尚有限的我国绿色投资研究提供了新的直接的证据.     

浅析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

在我国企业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债券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衍生金融资产等。为了金融资产管理需要,企业将所持有的金融资产转移给该金融资产发行方以外的其他方,其目的是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生、降低因持有金融资产而引发的各种风险,其中：票据背书转让、应收账款保理、商业票据贴现、资产证券化、债务买断、回购等业务均属于金融资产转移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会计处理内容。在此结合金融资产转移准则相关规定,针对不同条件下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与计量,利用金融资产转移典型案例进行学习和研究,确保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正确完成。     

家庭大学教育投资风险结构及其影响

对大学教育的投资能获得更高收益的观点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共识,这也是许多家庭不断加大大学教育投资的主要动因.然而,大学教育投资同其他投资行为一样,也具有投资风险,并随着大学生供求状况的改变、大学教育投资回收期拉长、年投资收益率的降低,大学教育投资风险逐渐增大.因此,家庭应该理性地认识大学教育投资的潜在风险,尽可能地减小或规避风险,从而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     

O-U过程下家庭消费、人寿保险与投资组合选择

研究了连续时间下家庭最优消费、人寿保险购买与投资组合选择。假定家庭可投资于一种无风险资产和一种风险资产,其中风险资产的预期超额收益服从均值回复的O-U过程,此外,还会获得人力财富——随机劳动收入,人寿保险的购买可以对冲家庭劳动者意外死亡带来的人力财富损失。根据凸对偶理论利用Legendre转换求出了CARA效用函数下的显式解。研究发现家庭人寿保险购买是风险资产预期超额收益的凸二次函数,是其波动率的增函数,随着超额收益的增加投资于风险资产上的财富值逐渐增加。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城乡差异与因素分析

金融资产已成为城乡家庭重要的资产构成，文章利用CHFS数据，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考查城乡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主要变量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和深度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表现为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可能比农村家庭高7.16%，参与深度高33.56%。高收入样本和东中西部地区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仅仅是家庭收入提高和地区经济增长，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城乡差异反而有扩大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