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元化”浪潮来袭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被称为“美元世纪”,美元的任何变化都将对世界金融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体系霸主。不过,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单一货币体系缺陷的暴露,“去美元化”渐成趋势,加之美联储近期频频加息,严重影响各国经济,为此,全球又掀起一波“去美元化”浪潮,更有不少国家呼吁,须加快国际金融体系重塑进程、打破美元霸权地位。     

从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看美元霸权

美国的经济实力奠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为此,美联储重回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零利率水平,同时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巨额流动性的释放使外汇市场上美元泛滥,美元指数贬值幅度高达10％以上,削弱了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对此,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巩...     

金融衍生品、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和传递,其根本原因则是以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结果.因此,当前需要约束美元霸权行为,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构;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实现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完善IMF的治理结构和SDR的机制,使IMF最终充当世界中央银行,SDR成为统一的世界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战——评《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格局》

二战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惟一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就此确立了美国金融霸权的货币基础。现在,该体系虽已瓦解,但并不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终结,不过是美元霸权的影响形式以及美国政府推动美元霸权的手段发生了改变而已。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球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将超出从中获得的收益。     

基于意识形态的美国金融霸权分析

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基于意识形态的美国金融霸权分析

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危机过后，国际货币体系亟需改革

自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以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正在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迅速发展,失衡的根源是美元霸权货币体系和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     

对美元本位及其霸权地位的思考

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目前国际货币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世界其他经济体货币的的逐渐走强是威胁美元本位及其霸权地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行的中心—外围式框架体系、经济结构的过度失衡是威胁美元本位及其霸权地位的内部因素,本文主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霸权地位所面临的挑战,即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削弱。     

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变革的四大趋势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一是各国货币当局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与通货膨胀的角力之后,货币稳定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确立,与此同时,金融危机频发又使金融不稳定代替货币不稳定成为政策部门关注的焦点.二是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一体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与金融理论相互融合不断催生金融创新与金融革命,从而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结构大调整.三是牙买加体系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替代,并未有效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缺陷,反而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大背离的“罪魁祸首”.     

QE退出还是不退 这是个问题

自从5月22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暗示,美国将可能逐渐放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每月的FOMC会议就格外引人注意,会议释放出的信号不时引发全球市场的起伏。数月来,全球都在猜测美联储何时决定退出量化宽松？若退出,又将以何种方式退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经济金融目益全球化的今天。美联储事实上已成为全球的央行,控制并管理着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金融和贸易结算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金融市场的神经,改变着投资者预期和决策方向。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