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农业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八个年度九个省份的微观数据,构建纳入住房支付能力的哈里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运用Probit方法,检验住房支付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分别控制了劳动者职业特征、健康状况和家庭负担之后,较低的住房支付能力均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因此,提高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住房支付能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理解我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就业

一、"有效劳动需求"问题 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名义就业人数,是指在企业中有了工作岗位并获取一定报酬的劳动者人数,而不管该劳动者是否被充分利用(达到标准工时).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体现了就业的质量标准;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数就是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率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探究

农民工属于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与城乡户籍制度产生冲突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在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本文结合宏观数据以及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4年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中存在收入水平较低、职业流动频繁、工作时间超时、权益意识薄弱、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并提出强化职业教育、改革社保政策、完善就业信息系统、定期普法宣传的建议。     

国际贸易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1～2008年中国28个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采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整体和分部门两个层面上的实证研究。整体估计结果表明:工业品出口能够促进就业,工业品进口会减少劳动需求。分部门估计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就业的影响程度上存在着不同;工业品出口在中高技术部门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技术部门作用较小;工业品进口对工业行业就业的替代作用在中低技术部门表现得更强。上期就业、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本的增长对工业行业的整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行业存在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但分部门存在差异。最后阐述了实证发现的政策含义。     

国际贸易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1～2008年中国28个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采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整体和分部门两个层面上的实证研究。整体估计结果表明:工业品出口能够促进就业,工业品进口会减少劳动需求。分部门估计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就业的影响程度上存在着不同;工业品出口在中高技术部门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技术部门作用较小;工业品进口对工业行业就业的替代作用在中低技术部门表现得更强。上期就业、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本的增长对工业行业的整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行业存在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但分部门存在差异。最后阐述了实证发现的政策含义。     

城镇集聚、户籍制度与教育机会北大核心CSSCISSCI

城镇集聚和户籍制度共同决定了教育机会的多寡和群体分配特征。中国式城镇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限制了他们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而这种影响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本文使用国家卫计委2012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1964~2010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地级市的宏观匹配数据,在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分析城镇集聚如何影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总体而言,城镇集聚对流动劳动者子女入学概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25%~1.84%之间,进入公立学校的概率则受到6.63%~20.99%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随迁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较均等,并不存在数量和质量间的替代关系。流动劳动者所具有的非正式制度条件难以弱化其所面临的正式制度约束,城市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城市内优质资源的向下歧视都放大了这种负面影响,但流动劳动者间潜在的同群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子女入学的概率。低技能流动劳动者与高技能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推动了城市发展,包容式的城市发则需要尊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从而在收入和教育两个层面上促进人的城镇化,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十年改革的破与立——读张炳申教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深层矛盾及其理论思考》

经济转型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过程.改革始初,政府运用计划模式统揽了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全部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就劳动力资源配置而言,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吸收全社会劳动者就业,私人经济微不足道,农村劳动者则在就业统计之外.而中国经济三十年改革所发生的质的变化之一,就在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从政府到市场的逐步替代,并以市场配置方式为主体的演进.而珠江三角洲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演化历程,凸显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2年CHIP中的城镇数据,从微观上控制劳动者的个体特点、职业特征和企业所有制特征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将FDI引入收入方程,实证研究了FDI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促进作用小于对高技能劳动力收入的促进作用,FDI拉大了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相关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并且发现FDI拉大了国有企业劳动力与非国有企业劳动力的收入差距,FDI拉大了资本收入者和劳动收入者的收入差距。     

城市服务多样性与劳动力流动——基于“美团网”大数据和流动人口微观调查的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倾向愈加凸显,城市服务的多样性福利将成为吸引劳动力和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要支撑。本文利用“美团网”生活服务分类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研究城市服务多样性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服务多样性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的迁出意愿,服务品类多样性每增加1%,劳动力迁出的概率平均约降低3.23%;城市服务多样性的影响具有群体差异性,年轻化、高技能群体的敏感度更高,边际效应可达4.62%和4.03%。考虑调节效应和地区异质性的扩展分析进一步发现,城市信息化、市场化水平对服务品类多样性吸引留住人才具有正向放大作用,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和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本研究为城市人才吸引和劳动力竞争提供了政策启示。     

住房、便利设施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微观机制与福利效应

通过构建住房和便利设施供给内生的空间均衡模型,运用人口调查数据和反事实检验方法,本文考察了住房成本和便利设施水平变动影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成本随着异质性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显著上涨,但城市便利设施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2)住房成本上涨与便利设施水平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与配置,反映在城市体系上,使得城市的规模分布分别呈现出扁平化和向大城市极化的特征;(3)就福利效应而言,住房成本上涨压缩了工资溢价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空间,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福利差距的扩大趋势;更高水平的便利设施促进了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也加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福利不平等状况。城市规模对上述福利效应存在放大机制。     

Impact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 is estimated to be thebiggest beneficiary (US$31 billion a year from trade reformsin preparation for accession and additional gains of $10 billiona year from reforms after accession), followed by its majortrading partners that also undertake liberalization, includingthe economies in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nd Taiwan (China).Accession will boost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China, especiallytextiles and apparel, which will benefit directly from the removalof export quotas. Developing economies competing with Chinain third markets may suffer small losses. Accession will haveimportant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for China, with the wagesof skilled and unskilled nonfarm workers rising in real termsand relative to those of farm workers. Possible policy changes,including reductions in barriers to labor mobility and improvementsin rural education, could more than offset these negative impacts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社会保险费的就业效应:综述与启示

社会保险费的经济归宿主要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弹性、工资弹性和缴费-收益预期的影响。如果社会保险费不能完全转嫁给劳动者,将对就业产生不利的效应,而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特征明显的国家,还可能会带来显著的非正规就业问题。我国当前社会保险费的制度缺陷、最低工资标准的逐年提高和《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可能存在严重的就业风险。     

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生产结构转型与人口增长转变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视角为理解生产结构转型与人口增长转变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论机制。以脑力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比重提高为特征的生产结构转型将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高家庭生育养育机会成本并降低生育率，进而增加女性劳动相对供给，这又会进一步提高脑力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比重。直接干预女性劳动定价政策可能会带来女性结构性失业，反而扩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且不利于生产结构转型；单方面降低女性生育养育成本政策虽然能够提高生育率，但也可能产生类似不利影响；降低男性生育养育成本政策既可以提高生育率，又可以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并促进生产结构转型；生育养育成本补贴支出由政府承担的影响比由企业承担更为温和。本文结果表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应与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推动生产结构转型的政策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本文研究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劳动力结构北大核心

本文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情境,考察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对企业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在改革后高技能劳动力增长显著更多、高技能员工在全体员工中占比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加大企业的先进机器设备投资及研发活动进而影响了劳动力结构,特别是对改革前信贷可获得性较低或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更明显,这使担保物权制度改革、资本技能互补及企业劳动力结构间的逻辑关系得以进一步增强。横截面差异检验发现,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企业以及成长机会较高企业,其劳动力结构更可能受《物权法》影响。最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劳动力结构的改变能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及盈利能力。本文从劳动力结构视角为识别《物权法》实施后果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理解法律制度建设的经济效益、破解我国劳动力市场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试论我国城镇就业风险的监测与管理

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城镇就业风险也随之加大。因此,有必要进行城镇就业风险研究,帮助政府把握各项城镇就业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制定相应政策并实施城镇就业风险管理。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in Taiwa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industry trade (IIT) expansion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in Taiwan. We adopt a panel data set containing detailed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utilize various measures of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conduct empirical estimations.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dustry-specific effects and occupational composi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IIT expansion does have a smoothing effect on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Moreover, industries with abundant skilled workers experience lower employment adjustment c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