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论农村普惠金融与城乡统筹发展

联合国在"小额信贷年"(2005年)提出要构建一个能将低收入及贫困群体包容在内的普惠性金融体系。在我国农村地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有助于破除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尽管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但是城乡之间差距十分明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离不开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从普惠金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机理出发,总结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如何让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并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了未来普惠金融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城市贫困:以上海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分析1985年至2007年间上海经济增长与城市贫困水平的变化发现:总体上经济高增长带动了绝对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但同时相对贫困发生率却在1990年后逐渐上升。总的来说,上海经济增长1985-1999年间属于亲贫困的增长,但2000年以后,尽管上海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不平等恶化造成相对贫困总体趋势日益严重。因此,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除城市贫困标准外,相对贫困也应成为衡量城市贫困问题的标准。政府在注重减少绝对贫困的同时应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制定有利于贫困人群发展的战略以减少不平等,使贫困者能够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文章旨在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2011-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拓宽农村居民的交易范围和消费空间，缓解消费信贷约束，从而能够极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均不同。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带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但并未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分不同消费类型看，发展享受型消费容易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而基础生活需求型消费则不受其影响。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及问题分析 ——以河北省为例

金融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方式。在普惠金融的大环境下,大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以及金融资源分布倾斜的问题,带动农村金融发展。文章立足河北省普惠金融建设的现状,分析研究了在开展农村普惠金融调查工作应该考虑到的几个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普惠金融生态及其优化

金融服务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广为接受,但对改善贫困的意义还不为人们所熟知.为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在促进贫困群体和地区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我国普惠金融生态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受到金融服务设施缺乏、供给能力薄弱、激励机制不足和法律制度缺失等因素限制.优化普惠金融生态的路径主要有市场准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制度创新等几个方面.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与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

进入以缓解相对贫困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问题仍不容忽视。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桥梁，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有序衔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如何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并尝试建立了“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缩小——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文章首先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2750份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通过替代核心自变量和变更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PSM模型和IVProbit模型以及ERM模型进行内生性讨论，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缓解了农村经济相对贫困。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的机制验证发现，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通过缩小劳动力禀赋差异和技术禀赋差异，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差异缩小和技术禀赋差异缩小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1.22%和7.36%。可见，应将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体系纳入农户相对贫困治理机制考虑范畴，引导农户从传统家庭化生产转向现代社会化生产，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范围；同时完善就业服务等相关配套体系以吸纳释放的弱劳动力，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     

减少农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农村贫困人口的存在,既遏制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对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根据新情况,反贫困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质量、增强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实现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并重;三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对消除贫困的作用;四是改变国家扶贫资金的瞄准机制,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     

基于农户感知的森林碳汇扶贫效应分析

伴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森林碳汇项目时间的深入,项目实施区域农户在森林碳汇项目实施、持续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农户对实施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的价值评判决定其行为态度,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贫双赢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文章借鉴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了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理论模型,基于典型民族地区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与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大规模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取得较为明显的扶贫效应,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2）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的赞成率为72.56%,农户愿意支持森林碳汇项目后期运营的赞成率为69.82%,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其中,感知利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 > 感知社会利益 > 感知生态利益,农户对触及自身切身利益的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经济利益感知最高,尤其是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对外来投资引入的最为敏感。感知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情境风险 > 感知心理风险 > 感知经济风险,鉴于长期、大面积的林业生态建设衍生负面影响日趋扩大和农户对近期、客观风险感知的敏感性使得农户对情景风险的感知最为强烈。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miracle and relative poverty: Focusing on the roles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

Miracle reductions in absolute poverty led China to announce, in late 2019, the strategic change from targeting absolute poverty to targeting relative poverty. After highlighting China's succ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absolute pover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ssess the roles of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ffecting both absolute and relative poverty rates. Poverty decomposition and panel-VAR modelling results show that growth played an overwhelming role in achieving the miracle of poverty reduction but relative poverty has been consistently rising. And growth, contrary to the case of absolute poverty, actuall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rising trend of relative poverty. Conversely, income inequality has played a small role in aggravating absolute poverty but a moderate role in raising relative poverty. Therefore, it seems appropriate for China to continue targeting absolute poverty with a higher poverty line. In the case that China insists on shift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market-led growth can no longer be relied on to reduce relative poverty. Instead, government-led pro-poor policies must be instituted by providing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other opportunities to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addition to the usual social assistance.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村旅游扶贫研究

乡村旅游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宁夏民族地区以其独特的自然优势将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帮助了贫困户实现脱贫,还带动了产业的转型。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分析其贫困现状和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以及展开对乡村旅游扶贫的优劣势和面临的阻碍。根据分析结果,探讨了宁夏乡村旅游扶贫的问题与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其中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需要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各个地区之间要保持紧密的合作,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安徽省乡村旅游扶贫效率研究——基于安徽省16个地市的数据

基于安徽省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与ML指数综合测算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率.研究发现:整体上,安徽省乡村旅游扶贫效率损失严重,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其扶贫效果大幅度降低,全域旅游在乡村旅游扶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旅游扶贫效果在贫困地区显著,在发达地区几乎无效.具体而言,纯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乡村旅游发展缺乏经营管理技术的引进与创新,在贫困地区属于学习与扩散阶段,在发达地区停滞不前;规模效率呈快速上升趋势,规模集聚效应逐渐增强,具有规模扩张但效率低下的发展态势;相比较而言,规模效率整体上高于纯技术效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规模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注重乡村全域旅游的推广;积极搭建开放平台,促进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优化要素投入规模、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更好地发挥规模集聚效应;积极推进区域性乡村旅游协作的建立,注重乡村旅游扶贫的协同发展.     

乡村旅游消费者市场研究及未来展望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状态将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为工作生活中压力大、渴望享受田园生活的消费者提供了"新精神消费品".乡村旅游利用乡村振兴等优惠性政策快速发展,为产业融合、农业经济以及农村扶贫等发展做出了一份贡献.然而随着疫情短期的冲击,游客量的减少使得乡村旅游业陷入谷底.通过对乡村旅游消费者群体进行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进行市场分析,对乡村旅游业抓住精准的目标群体消费者作出总结,并对乡村旅游业迎接高质量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较为紧密的两类经济组织,是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但在实践中,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承担市场经营风险能力弱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规模偏小、脱贫带动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两类主体的扶贫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重庆市城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一方面普遍性地成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承接相关政府部门扶贫资源、开展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扶贫资源以入股方式投入当地运行规范、实力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分红收益,并优先用于增加贫困户收入。该模式既为村“两委”参与市场活动和承接政府扶贫资源提供了有效载体,又较好地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构建激励兼容、多方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是有镜鉴价值的扶贫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