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及成因研究

基于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信息熵、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集中在CBD,并有沿交通主干线向外扩散的趋势,初步呈现郊区化现象,导致多中心城市出现;六类生产性服务行业在全市的集中程度各不相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各行业自身的区位特性和外部的市场经济导向、政府规划政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导致了城市就业次中心的出现并有力地促进城市中心向外蔓延,但对多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还很弱。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

首先,基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就业先导"和"非永久性"的特征,论述"就业地"口径分析农民工空间分异的必要性,并构建相应的因子分析指标。其次,基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调查数据,分析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状况。结果显示:①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口特征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特征三个主要因子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并持续作用于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状态。②用聚类分析法可分别将2009和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划分为7类农民工就业区和5类农民工就业区,前者呈现出"方向+圈层"共同主导的空间结构,后者则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就业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圈层间异质化而圈层内同质化的演变特征。最后,基于上述演变特征,提出基于差异化空间需求的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中国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及地理探测器考察了我国省域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碳排放空间分异及空间相关特征显著,初期呈现“西低东高”“北高南低”特征,而后高值区逐渐向东南及西北省份移动。(2)碳排放热点区主要聚集于华北、长三角、河南、山东等地,冷点聚集程度逐年下降。(3)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及固定资产投资是碳排放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产业结构的解释力度最小,且多数因子在与其他因子空间叠加后会产生非线性增强作用。(4)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的高值区,碳排放量均处于较高水平。     

基于POI数据的湖南省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分异成因

文章采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2021年湖南省14个市（州）养老设施的POI样本点数据,并基于ArcGIS进行坐标和投影转换,实现数据的可视化表达。进一步运用最邻近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探讨湖南省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依据一致性系数计算公式,探究湖南省14个市（州）养老资源的集聚程度,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湖南省各市（州）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异成因。研究发现：(1)湖南省养老设施整体最邻近指数约为0.613,呈现显著集聚的分布状态,分布密度总体上“东密西疏、北密南疏”。(2)湖南省各市（州）的养老资源一致性在地域上分异明显,养老资源投入与老年人口分布表现出弱协调性。(3)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医疗保健设施数是影响各市（州）养老设施数量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老年人口数是最直接的原因,直接决定着养老设施的建设问题。(4)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养老设施的分布受多个因子的共同作用,老年人口数量与其他因子叠加后能够对养老设施的空间分异产生更强的解释力。     

长三角区域物流空间布局及演化特征研究

现代物流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产业之一,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区域物流不仅是21世纪全球城市区域产业升级的必然诉求,而且也是城市群产业空间组织的基石。以长三角为实证,利用统计分析和基于GIS的区位基尼系数、区位熵等方法剖析长三角区域物流演化过程,发现:长三角区域物流空间组织现状呈现:①区域物流呈单中心等级扩散格局,城市间差异大,并呈扩大趋势;②区域物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廊道效应突出;③物流园区数量呈城镇等级梯度特征,且自成体系。城市群物流就业的区位商空间演化格局呈现:①长三角区域物流呈现"一心两团多点"向"一心两极多点"的空间演化历程;②区域物流空间集聚态势趋向强劲。     

北京市办公用地投标租金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投标租金理论,运用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统计方法,以北京市1992-2012年城市办公用地交易数据为实证基础,重点分析北京市办公用地区位变动规律及投标租金空间不均衡形态.结果表明:北京市办公用地投标租金总体上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衰减的规律,但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空间连续性与空间变异性并存;在中心商务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区位形成投标租金峰值中心.在研究时段内,多个办公用地空间集聚热点区的出现,表明北京城区单中心模式的影响作用有所弱化,呈现多中心功能结构的发展趋向.分别运用单中心模型、多中心全局回归模型、局部空间回归模型对办公用地投标租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办公用地区位布局具有显著的集聚经济特性,向心集聚性、同业集聚性以及区位便捷度与办公用地投标租金空间分异关联密切.随着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市场机制对土地开发模式主导程度作用的加强,研究城市土地价格与其空间区位之间关系,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理论,为城市土地利用与规划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农地碳排放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综合运用排放系数法、变异系数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地碳排放量在2000—2018年间大体上呈现先上升,近年来稳定下降的变化趋势;（2）中国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主要表现为除东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农地碳排放量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表明,研究期内农地碳排放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持续减弱的正向关联,其空间集聚状况变化较为稳定,基本呈现出与农业产值相匹配的分布格局;（4）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影响中国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核心驱动因子在研究期经历了较大变化,主要驱动因素逐渐由人口因素、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向经济因素转变;（5）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一些解释力较小的因子在与其他因子交互叠加后,会产生非线性增强,显著提高其对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     

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夜间文旅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文旅经济形态，逐渐成为新时代推动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文章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叠加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在省域尺度的分布较为集中。(2)在空间分布结构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南北分布不均，整体呈现南多北少、南密北疏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规律；在三大经济地带上呈现东部较多、西部次之、中部较少的“凹字形”分异规律。(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两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核密度分布特征较为相似，在空间上均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的1个高密度核心区、京津冀地区和川渝交界处的2个次密度核心区，以及以3个密度核心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所形成的核心集聚片区。(4)在影响因素上，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受到经济水平、社会基础、旅游市场、文化环境、公共服务等人文因素以及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自然因...     

京津冀城市群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溢出效应

城市群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就业密度的考察是理解城市群规模与效率的一个重要视角。文章基于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80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其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溢出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整体的就业密度向一线城市集中,廊道扩散特征明显;城市群内部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是以北京强中心为主导的多中心结构;就业密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就业集聚程度有关,就业密度越高的地区,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就业密度低的地区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降低中心城市就业门槛,支持经济的跨地区合作;在不同就业密度地区,实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功能定位。     

广州市连锁超市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华润万家超市与好又多超市为例,结合不同品牌、不同业态分析连锁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1连锁超市总体上呈现向心圈层分布,并表现沿城市主干道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的态势;2不同品牌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现象都很明显,呈现从中心城区到外围递减的集聚特征,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程度不一;3人口规模、消费能力、城乡差异、交通通达性及附近有无商圈均对超市区位选择影响呈现正相关,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类型超市之间区位选择侧重因素不同。     

“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非期望产出SBM-DEA和地理探测器模型

利用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GWUE）,采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方法探索GWUE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寻GWUE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四角”GWUE高效区主要来源武汉城市群,低效区主要来源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各城市的GWUE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但空间分布格局由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分布演变。（2）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中四角”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占用情况成为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推动因子,2019年医疗资源占用情况和政府重视程度对GWUE空间分异起决定作用。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建成环境场耦合性

适宜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创意氛围刻画与营造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地理与宜居城市规划契合难点。采用基于文化创意企业大数据的核密度法和构建城市建成环境场模型,分别分析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位及集聚度、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的空间特征,继而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法甄别与诠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与城市建成环境场的耦合性及其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呈现以文三路和学院路区块为核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的圈层结构,内核包含浙江省政府、武林广场、浙大西溪校区围合区域,沿着天目山、体育场、莫干山等路向周边扩展。(2)杭州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呈现浙江省政府所在区域为核心高值区,向外距离增加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呈现"高—低—次高—低"的卧"S"型曲线。(3)杭州市核心八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建成环境场之间存在较高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关联存在地域与行业差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与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具有空间不平稳性和空间异质性,高集聚度—高场势能位于城市建成环境场的高值核心圈层,低集聚度—低场势能位于文化创意企业分布的外围圈层,如杭州市八区的西北、正东和正南三翼边缘地带;高集聚度—低场势能和低集聚度—高场势能分布于核心圈与外围圈之间。     

中国水产养殖业地理集聚特征及空间演化机制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区位商指数、产业集中率与地区平均产业集中率4个指标以及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地理集聚特征进行研究,探讨了其地理集聚的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978—2013年我国水产养殖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鱼类是水产养殖业主体,但贝类发展速度最快;1997—2012年我国水产养殖业呈现显著的地理集聚特征,其中贝类集聚水平最高,而鱼类最低,但水产养殖业的集聚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从水产养殖业的空间演变来看,我国存在东部沿海海洋水产养殖带和内陆沿长江淡水水产养殖带,水产养殖业的南北分异特征明显,南方地区在水产品总量、鱼类和虾蟹类产量方面优于北方,但在贝类生产方面不如北方;水厂养殖业也存在显著的东西分异特征,以800mm和400mm等降水量线为界,可将全国划分为水产养殖条件优越区(800mm)、一般区(400mm~800mm)和限制区(400mm)3类。从水产养殖业空间集聚演化机制方面来看,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其基本空间格局,技术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政策推动以及市场利益驱动则推动着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的发展格局变化。     

中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国露营地点位数据集,对全国露营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均衡态势、空间密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露营地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且露营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非均衡特征明显;(2)露营地分布密度分层特征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核心—带状区—点状团”为依托的集中连片分布结构;(3)露营地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基础、旅游休闲水平、社会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维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影响因子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具有动态差异性;(4)交通区位对露营地空间布局具有协同效应和保障效应,资源禀赋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作用表现为导向效应和杠杆效应,社会人口和经济水平对露营地空间布局的影响为重塑效应和叠加效应,疫情作用表现为催化效应。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形态存在较强的“路—景—城—人—地”的共生关系,多因子驱动使露营地呈现出“沿线、傍景、近城”的分布规律。     

中国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

入境旅游是一种以人口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研究入境旅游是否存在"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科学把握入境旅游空间分异规律,促进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和加深对"胡焕庸线"地理特征理解。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层异质性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分析中国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中国入境旅游区域差距较大,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2)入境旅游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由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从热点区域过渡到冷点区域,"胡焕庸线"能准确地反映入境旅游空间分布的集疏特征;(3)各影响因子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差异明显,单个因素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减弱,其中对外经济联系对入境旅游影响最大;(4)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旅游接待能力、公共服务设施、区域公共交通、国际旅游开放度是中国入境旅游的核心驱动因素,是"胡焕庸线"特征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推动了入境旅游空间分异格局形成。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三省市域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

人口收缩背景下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2020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以上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对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呈现“人口增长型>轻度收缩型>中度收缩型>重度收缩型>严重收缩型”的发展演化特征。(2)协调度空间分异总体呈下降态势，人口增长型与严重收缩型、重度收缩型的组间差距较大，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组间差异是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3)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拉动、社会促进、科技支持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     

基于教育网络的上海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利用2016年上海市教育机构的相关数据,运用连锁网络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了上海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整个网络具有较强的集聚性,节点中心性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小世界效应的特征。②网络层级鲜明,五角场街道、徐家汇街道为上海教育网络的集聚中心,处于城市网络的最高层级。整个城市网络呈现四边形架构的空间格局,五角场街道—徐家汇街道—张江镇—江川路街道为网络的核心架构顶点。③通过QAP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因素、地理距离、交通通达性、产业集聚、名牌效应以及商务经济发展水平是上海城市网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城市教育网络的扩展具有促进作用。     

新疆优秀旅游城市空间分布特征与成因研究

以新疆的13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法与空间离散度分析法,研究了各城市的空间布局特征,并分析了影响各城市成长的因素。研究发现,各优秀旅游城市在整体地理空间内呈现随机离散分布特征,在局部空间内呈现一定凝聚分布特征。行政区位、经济水平、旅游资源、交通条件以及旅游政策等是影响各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