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汇率波动与货币政策——基于符号约束的贝叶斯VAR模型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通货膨胀形成的理论模型,本文运用符号约束的贝叶斯VAR方法探讨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冲击均有较大的响应,且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即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比稳定汇率的政策更加有效;通货膨胀冲击下,实际利率在长期有所上升,但并未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实际利率偏低阻碍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人民币升值对产出增长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对通货膨胀具有负向）中击,但由于油价上涨的原因,人民币升值并没有降低通货膨胀水平。     

人民币汇率传递与通货膨胀: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

本文以交错定价理论为微观基础,通过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物价传递效应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较低的通货膨胀环境对应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环境对应较高的汇率传递效应.不管是短期汇率传递效应还是长期汇率传递效应均表明,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汇率升值可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汇率升值反而会刺激国内物价继续上涨.汇率升值对通货膨胀的顺周期效应表明货币当局在高通货膨胀环境下应谨慎控制汇率波动幅度,以免推动国内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人民币汇率、国内总需求与通货膨胀——基于汇率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

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政府直接面对而又必须谨慎处理的经济问题。本文以汇率传递理论为视角,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考察了1980-2010年人民币汇率、国内总需求、世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关系。长期看来,人民币升值并未像国际经济学理论描述的那样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相反却显著地抬高了国内价格水平;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具有需求拉上的特点,且不存在明显的世界通货膨胀的输入途径。短期看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调整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且由短期变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国内通货膨胀——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决定了其价格波动对国内物价有重要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成本上升型”通货膨胀。国际大宗商品波动在国内传导主要通过直接消费渠道、生产渠道和间接渠道,间接渠道又可细化为预期渠道、联动渠道和扩散渠道。在比较国内外商品价格指数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的数据为基础,建立了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缩写为ICPI）。并以CPI、ICPI、产出缺口和货币供应量构建计量模型,得出：货币供应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产出缺口次之,ICPI再次之;但如果考虑到ICPI的波动幅度远大于货币供应量和产出缺口的变化,那么ICPI对CPI的影响可以与产出缺口和货币供应量相提并论。     

基于VECM的治理通胀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

笔者基于VECM模型对利率、汇率、货币供给、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利率、汇率、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具有双向影响关系,而经济增长率单向影响通货膨胀,利率不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汇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五个变量互相之间的作用都有较长滞后效应。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保增长防通胀。     

关于我国货币需求与实际货币缺口的经验研究——基于二阶局部调整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二阶局部调整模型对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定量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实际产出、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股票市价总值以及货币替代率均对我国的狭义和广义货币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分析表明,我国近年来的利率和汇率政策仍然是以稳定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通过利率调整或者人民币升值等货币政策改善我国货币供求状况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关注各宏观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动态.     

应对通货膨胀 实行从紧货币政策

全球已经进入持续通货膨胀时期,国内面临价格持续上涨和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预期。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效率下降、利率与汇率政策不协调导致货币自测自我游戏、货币政策目标相互矛盾等问题,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为有效应对通货膨胀,应尽快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控制信贷规模,缩小利差,加快外汇储备运用。     

温和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2003年以来,我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进入了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一轮温和的通货膨胀主要源于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而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主要源于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M0、M1、M2以及贷款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缓解和释放通货膨胀压力既需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需要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实行"双升"的货币政策,在调升人民币利率水平的同时调整人民币汇率,既升息又升值,但升息和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     

人民币升值压力与货币政策:基于货币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4年1月至2008年1月的月度数据,采用外汇市场压力的货币模型,构建了人民币外汇市场升值压力指数,并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变化、中美相对经济增长率变化、中国利率水平变化与外汇市场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了美国基础货币增长、美国利率水平变化等外生变量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影响。发现中国中央银行国内信贷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呈现负向关系,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利率水平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呈正向关系。当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时,货币当局的反应是减少其净国内信贷,而国内利率水平的变化则并不显著地反映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变化。     

技术进步、工资变动与汇率调整——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汇率低估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扭曲和内外部失衡是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争论中的一个常见观点。本文利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讨论了技术进步条件下工资和汇率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扭曲的主要症结在于工资抑制,而非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工资外生的情况下,贸易品部门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造成通货紧缩、贸易顺差和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在降低贸易顺差、缓解货币升值压力的同时,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对实际产出影响甚微。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估汇率,而在于改善工资抑制的条件,比如破除行政垄断、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等等。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当前使人民币汇率加快升值,从而减少出口增长幅度,减少外汇流入,进而减少基础货币的发行和流动性,同时配合利率调控手段,才能有效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货币错配波动的集聚性及与汇率、利率的联动性——基于向量TGARCH-BEKK模型

中国货币错配波动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不具有尖峰性,但具有长记忆特性.向量TGARCH-BEKK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货币错配程度减弱时其波动集聚性更强,波动集聚性滞后效应持续约6～7年;货币错配受到汇率冲击的溢出效应比利率冲击大;1994年汇率改革后货币错配与汇率呈弱化趋势,但货币错配与利率的联动性增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货币错配与汇率联动性明显增强,金融危机冲击对贷币错配产生倒"U"型脉冲效应;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虽然不利于货币错配波动集聚性的弱化,但可以减弱国家层面货币错配程度.     

中国汇率、金融抑制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冲突

美联储近乎于零的利率政策放大了世界美元本位的不稳定性,导致有较高汇率水平的新兴市场的恐慌。中国开始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例如: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降低其在贸易计价货币和国际支付方面对美元的依赖。但是,尽管人民币离岸市场增长速度很快,中国政府基本上仍为外汇管制政策所困,国内利率层面的金融抑制强化了这一点,金融抑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国资本流入降低人民币资产名义利率水平从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因为浮动汇率(正在升值的)将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因此,为了鼓励国内自然的工资上涨以平衡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人民银行必须稳定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但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及上海自由贸易区将会被拖延,直到世界利率水平上升到自然水平。     

事实汇率机制名义锚与汇率制度弹性检验——基于人民币汇率数据的国际比较分析

对外宣称与事实上的汇率机制具有广泛的不一致性。本文在估计一篮子名义锚货币方法的模型框架下,引入汇率市场压力变量来刻画汇率制度的弹性程度,研究人民币汇率机制及其国际比较。分析发现:(1)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名义锚货币发生了转换,欧元开始发挥显著作用,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仍然采取了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2)在调节汇率市场压力的三种方式中,我国主要通过对外汇储备的购买来缓解货币升值压力,主要发达国家则是汇率、利率与外汇储备兼而有之,并主要表现为汇率本身的调整。(3)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相比,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仍显不足,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并不显著。     

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

中国经济近年来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这与人民币汇率低估不无关系。我国政府对是否允许人民币升值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主要原因是担心人民币升值如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所言是紧缩性的,从而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和失业上升。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人民币实质汇率冲击对中国产出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在控制了可能导致人民币实质汇率与中国产出之间伪相关的来源后,人民币实质汇率升值仍会导致中国产出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货币升值在中国确实是紧缩性的,“紧缩性贬值”文献揭示的升值扩张性效应在中国不是支配性的;(2)一旦考虑了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联系,实质汇率冲击对中国产出变动的解释力和影响程度明显变小,而美国利率冲击对中国产出变动有更大的影响,其影响超过了人民币实质汇率冲击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实证结果背后的可能原因,并且指出并不能从本文的结论引出中国应该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政策建议。     

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变量的影响——理论分析及对中国的检验

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变量的影响是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选择,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变量(即利率和基础货币)的影响渠道,并以货币政策规则模型为基础,对中国1996-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货币和利率都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变动作出了显著的反应,中美实际汇率升值引起基础货币增加而名义利率上升,这意味着我们在构建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时要考虑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过程中不能轻易地放弃汇率目标而专注于通货膨胀目标。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其效应

市场经济下，汇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是沟通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联系因内外价格和市场体系的综合性参数。市场经济的机制，归根到底是价格机制，除商品价格外，工资是劳动力价格，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而汇率是一种货币用另外一种货币表示的价格。作为一种价格信号，它与各种经济变量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它与国内商品价格、利率等市场参数相互作用、相互制约，通过汇率机制影响国内生产、流通、进出口额以及国际收支。因此，建立合理而符合客观经济实际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极其重要。一、人民币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实证分析

笔者采用SVAR方法实证1995年1月至2011年2月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论证了汇率冲击的动态传导机制,得出了如下结论:人民币升值总体上不利于净出口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并导致在近期和将来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长,人民币的升值总体上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利率调整和通货膨胀预期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中国市场粮价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大宗商品价格与货币供给和真实利率存在密切关系,并且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往往要超过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本文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理性预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预期通货膨胀波动和利率调整通过改变真实利率影响经济主体的存货需求。存货需求波动进一步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超过通货膨胀波动幅度,并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出现“超调”现象。将本模型应用到中国粮食市场发现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很好地支持了本模型的结论。     

面临加入WTO的中国金融政策

对于中国不断强化的市场导向经济而言,加入WTO无疑是其提高效率的重大步伐。不过,我在本文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的汇率管理和保持宏观经济控制问题。 汇率政策 随着亚洲危机的过去和中国的东亚竞争国家的货币贬值的结束,中国的工业出口一度得到迅速增长。因此,已有的相关讨论围绕着汇率政策来展开:货币是应该贬值还是升值?对于汇率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只要中国坚持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给予控制,汇率就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决定的。不过,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在短期资本流动上实施严格而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