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银行应遵循负责任投资的倡议,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并主动对自身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特别是环境信息进行披露,提高透明度。本文通过构建银行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对国内上市银行2013年-2017年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政策、实际表现和最终绩效等方面的环境信息透明度进行多层次的评估,比较不同市场、不同银行性质之间的差异,总结当下上市银行在环境信息披露表现中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制药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评价--基于2009~2013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证据

本文基于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从公司治理、披露情况、环境绩效指标、环境支出、环境现状、自发环保行为六个维度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对沪深两市制药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制药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整体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但呈提升态势;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分布不平衡,披露水平具有层次性;行业间披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西药企业披露水平相对高于中药企业。研究表明,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规范、完善的环境统计制度,是提高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基本保障。     

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市201家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沪市的201家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近三年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近三年环境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很差,但披露水平在不断提高。实证分析还发现,公司规模、公司绩效、法人股比例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而资产负债率、直接控股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及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     

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师选择——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金侵占是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获取私人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解决资金缺乏的重要途径,普遍存在于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公司。而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则会提高公司透明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免受控股股东的掠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审计是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保证,也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中小投资者起到保护作用。因此,本文选取深圳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以及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会减少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并且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高质量审计师也能够起到降低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的效果。这一研究结果对加强信息披露监管以及审计的治理效应有着重要的启示。     

内部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最直接因素,本文选取2014年沪深两市电力行业4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内部治理结构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监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高管薪酬对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引发的思考

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信息披露的进一步思考。信息披露是投资者获取资本市场信息的主要渠道,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在信息披露时注重强制性信息披露,轻视或不情愿自愿性信息披露。现阶段对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的现状,已经出台的规范"屏蔽"了上市银行自愿性信息披露。因此,需要逐步改善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经营环境、投资者环境),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基于股权结构视角

本文以2011年A+H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信息为依据,构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并设置了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旨在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上市公司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低;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越大,内控审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基于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要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尽量避免一股独大局面出现,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和监督作用,阻碍控股股东操纵信息披露。     

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影响企业信贷可得性吗——基于微博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通过微博披露环境责任信息以及披露强度能否影响其信贷可得性。研究发现,仅仅有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经历并不能显著提升信贷可得性,但信贷可得性对披露频次却呈现出正敏感性——高频次的自媒体环境信息披露能提高企业长期贷款规模,且“原创类”披露频次的提高比“转发类”披露频次提高对长期贷款可得性的拉动作用更强。最后,分析师跟踪报道会抑制高频披露对长期信贷的提振效应,这与分析师跟踪报道能过滤部分自媒体噪音信息及粉饰信息,从而提高了银行风险识别能力且增加了银行信贷审慎性有关。     

环境信息披露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吗?——来自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全面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额、债务融资期限结构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在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适度披露、过度披露和不足披露的划分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不同程度的环境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有助于改善银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进而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债务融资额、长期融资额和更加优惠的贷款。但企业无须"过度粉饰"其环境信息,因为只有适度的环境信息披露才能传递真实的企业信号,帮助银行对企业的环境管理和经营运作进行正确判断,有效解除银行对其融资约束。因此,企业要想通过环境披露缓解银行的融资约束,就应该规范其环境披露行为,多披露"具体的、易验证的"环境信息,少披露"空泛的、说明性的"环境信息。     

影响商业银行稳定的微观因素

本文运用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3~2010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银行稳定与信息披露的关系。中国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在逐渐增强,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行稳定性。进一步发挥信息披露的市场约束作用,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基础。银行资产规模以及利润的增长有效地促进了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的担保,而股份制银行具备相对完善的治理制度,两者的稳定性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别。政府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投资者提供全面、及时、真实的财务信息,加强信息披露的市场约束作用,加强对银行信息披露的监管。     

建材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建材行业2012~2016年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对其环境信息披露部分进行搜集并打分,从而对建材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同时本文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企业盈利水平、公司规模、公司性质、外部监督及行业特征均会影响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     

任重道远的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规范化问题

最近，巴塞尔委员会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1）中就银行信息披露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比，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我国的信息披露水平不仅与美、英等巴塞尔成员国银行相差甚远，而且亦与新加坡、香港、韩国等非成员国银行相比也有较大距离（胡奕明，2001）。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到我国商业银行的形象，影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成本，还会削弱其国际竞争力，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首先加强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规范。     

非利息收入降低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吗?——基于规模异质的视角

本文在使用新近发展的成分预期损失(CES)方法对2008-2014年期间我国14家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度量的基础上,应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其与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规模较大的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分散了系统性风险,而规模较小的银行却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上升,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差异是非对称效应存在的重要原因。宏观审慎监管既要注重规模效应,又要重视中小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潜在影响,还需关注不同银行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差异。     

环境信息披露、市场化进程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化学制品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环境保护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同时结合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编制的2009年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数据,以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1年化学制品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上市公司注册地市场化指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意识逐年增加,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逐年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具有正面影响;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越快,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效果越强。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小板公司2010年发布的年报为对象搜集数据,构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以衡量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利用多元分析探寻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行业属性、公司规模以及表示收益状况的变量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而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绿色创新、环境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融资

本文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以及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均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绿色创新显著加强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的影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银行借款规模和期限结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且绿色创新在其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应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尤其要督促企业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和资源能源节约量的定期定量披露;企业应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并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国有企业应大力加强绿色创新;银行应严格落实绿色信贷政策。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内控"水平"与企业价值——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6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内控"水平"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内控"水平"的提高却具有"黏合剂"作用和"抑制调节"效应,即随着内控"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逐渐被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即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中内控"水平"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结果为全面理解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和内控"水平"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将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督、内控建设的加强和内部治理决策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创新能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选取我国2018-2020年A股4056家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作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对当期企业价值的影响为负但是并不显著；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加入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变量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于当期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当期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企业不断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会显著增强创新能力对当期企业价值产生的不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项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

既有文献较少从银行视角关注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银行更有能力解读年度风险信息,银行利益也更直接受到年报风险信息的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更能体现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2008-2017年单笔银行贷款利率数据的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说明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更符合趋同观假说。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银行风险感知水平进而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即信息质量和风险是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影响银行贷款利率的不完全中介。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紧缩组、非国有企业组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组。本文首次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与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关系,有助于丰富风险信息披露文献和银行贷款文献。     

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和外部制度压力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经验证据

当前我国发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公众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外部监管制度有效性的争论:外部监管制度是形同虚设,还是一直静静地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本文以我国沪市上市公司为例,对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和外部制度压力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受到行业差异和外部环境监管制度压力的显著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行业间外部制度压力差异的相关性十分明显。外部监管制度约束对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