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非正规就业与农民劳动力非农就业

文章分析了农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现状及原因,据此提出了规范管理农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以及引导农民劳动力城市正规就业的政策和建议。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我国高校毕业生非正规就业问题探析

大学生长期待业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是国有资产的巨大浪费,传统的基于工业化的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并且近几年还在不断下降,单纯的依赖传统的正规部门已经无法解决大学生的求职问题,非正规就业作为一种新的就业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成为缓解大学生就业矛盾的一条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现状和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的各种障碍,最后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正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非正规就业给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带来巨大挑战。为增强非正规就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各地针对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展开了积极探索，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险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这是由制度安排的外部环境以及制度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亟待研究解决。     

促进灵活就业减少城市贫困

发展灵活就业有助于消除城市贫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就业竞争压力大,以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贫困群体难以在正规部门中找到合适的岗位。对该群体而言,缓解贫困的有效选择之一是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依靠自身的努力创造就业机会,获得自我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非正规就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降低失业率，已成为关系政治、经济及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非正规就业成了缓解我国就业矛盾的一条现实途径。我国上海等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探索研究，逐步摸索到了一些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并取得一定成果。目前人们普遍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度较低，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制度也有缺陷，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改善。     

非正规就业：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承认

今天，由于解决劳动力出路的需要，非正规就业在对策层面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是不够的。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一定要倚重于理论创新。“合法性质疑”，此乃关乎非正规就业命运核心问题，只有澄清它，非正规就业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承认。为此，我们必须在经济的白与黑之间，区分出第三种经济。其中，紫色经济虽代表着非正规就业被称为隐性就业的那部分，但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在第三种经济中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与在黑色经济中以非道德方式取得收入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农民工流入地劳动市场均衡工资与价格歧视实证研究——基于贵州农民工调查数据

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民工缺乏技能,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在流入地站稳脚跟、再谋发展,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只能接受低工资.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工资价格与流入地职工工资存在显著差异,农民工工资价格歧视现象严重,贵州农民工歧视系数高达87.8%.缩小城乡差别,增加农民工收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需要政府支持、企业规范,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     

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分析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农业收入的持续下降，农民迫切希望转向城镇和农村非农产业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持续增加，而农村流动劳动力大多是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所以从非正规就业角度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非正规就业的现状以及非正规就业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     

城市化与城市非正式就业普遍性存在的原因探析

在当下蓬勃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中,有必要在讨论城市化与城市非正式就业,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增长与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城市非正式就业普遍性存在的原因,从正面的、积极的治理对策出发,既要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而合理监管城市非正式就业,为城市非正式就业提供政策倾斜和减少制度约束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要避免城市在一定规模人口,产业迅速集聚的同时,可能面临的城市非正式就业而引发的城市治理难题,不至于由于城市化而大量向正式部门迁移的城镇人口因民生压力和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     

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与态度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根据对重庆市的抽样调查,较低的收入和消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人际交往,是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贫富差距大、社会存在诸多不公平”是农民工较为一致的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提高经济收入、希望家庭和睦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农民工因职业分化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大多数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应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各阶层流动,进而缓解阶层冲突。     

自雇农民工的经济同化强于受雇农民工吗？——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经济同化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     

上海农民就业促进政策的协同研究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长期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等一系列农村经济社会问题。为了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上海出台了系列农民就业促进政策。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的农民就业促进政策还存在协同问题,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政策协同。     

宏观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宏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波动较为明显,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间转换率并不高。就业供给总量增长较快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岗位需求不能同比增长的矛盾是我国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制约因素研究

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旨在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就业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研究发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城市化发展不足和不均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关就业服务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存在误差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缺乏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