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效率差异研究

建立了基于DEA模型的资源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对中国1995年～2007年30个地区的资源率进行了测度,将测度结果按照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并对资源效率变化趋势进行了收敛检验.结果显示:1995年～2007年中国的资源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效率均值的高低排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其中东部、中部呈资源效率上升趋势,西部、东北呈下降趋势,只有东部地区资源效率均值高于全国均值,其余地区资源效率均值都低于全国均值;通过收敛检验可以看出1995年～2007年间,中国资源效率呈发散趋势,即差距在逐渐增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资源效率变化差距的影响,其余地区差距变化较小.     

数字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动态演进——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数字文化产业相关数据,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动静两方面深入剖析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动态演进。结果显示：静态来看,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效率整体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区域差异特征;动态来看,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态势趋于上升,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域差异特征,此外,将各省份数字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双驱动型、效率驱动型、效率制约型、技术制约型和双制约型5大类型,发现效率驱动型省份的占比最大。因此,我国各地区数字文化产业应联动发展,把握好数字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相互协同作用,提升数字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乡养老保险均衡发展的视角

基于城乡养老保险均衡发展的视角,利用201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居民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U型关系,且城乡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均衡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各地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均衡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一定差异,东部和西部地区与全国一致,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尚不显著.通过优化城镇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筹资水平,同时改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筹资水平,将有效推动城乡养老保险均衡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西部城乡一体化与东部的差距——以重庆和上海为例

根据重庆与上海的比较,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最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远远慢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也是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程度低于东部地区的原因.因此,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等,是今后西部地区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几个主要切入点.     

农业信贷对我国农民收入影响的地区性差异实证研究——基于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我国1988—2008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运用计量模型研究了农业信贷对我国农民收入影响的地区性差异。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信贷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高,且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农业信贷规模差距较大。中部地区农业信贷对农民收入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小,东部地区接近全国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变迁与关联网络演化

科学识别绿色金融发展格局的时空变迁并揭示其空间关联结构,是实现绿色金融区域协同发展的前提。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金融指数,随后运用地图可视化、动态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重心迁移与离散趋势进行刻画,并引入修正引力模型对省域间绿色金融关联发展强度进行量化,最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表明：第一,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中部、西部、东北三大地区间水平差异有所收敛,但与东部的差异依旧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持续提升空间较大;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自东向西、由南至北”梯度降低的格局分布,发展重心呈现向西南方向转移的趋势。第二,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关联网络密度、连通度与稳定性稳步提升,但整体关联度较低,新疆与西藏被孤立于网络以外,关联发展更多存在于东中部省份之间,中西部省份间关联发展程度较低。第三,东部沿海与中部省份中心度较高,处于网络的核心地位,有着较强的吸收与辐射能力,兼顾扮演“发动机”与“中转站”的角色,有效沟通了东西部间的绿色金融发展;多数省份的“中介”属性逐步弱化,...     

区域可持续发展下西部物流业实现途径的探讨

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应用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它所要实现的便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对于现阶段西部区域可持续发展而言，关键在于将城乡经济联动起来，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对于缩小城乡间的经济差距而言．大力发展西部物流业是必备条件之一。从部门功能的角度看，它通过支撑西部城乡间的“商流”，逐渐实现西部城乡经济一体化。最终形成西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子。     

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状、约束与路径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需要加倍努力,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5个维度构建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态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各省份之间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区域和城乡差距明显,人力资源质量、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保障力度等也有待提高。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平衡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激发创新动能,塑造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我国东部沿海省市城乡一体化进程及评价

城乡一体化就是促进城市与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等方面全面协调均衡的动态发展过程,是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选取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信息化水平比等10个指标来作为评价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东部沿海11个省市的城乡一体化进行评价.根据测算结果得出,东部沿海省市城乡一体化水平差距较为显著,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最高,天津、江苏和浙江紧随其后,其他省份城乡一体化水平较低.本文从选取指标角度对东部沿海省市城乡一体化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国R&D资源配置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分布的动态演进

使用我国2002年～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R&D投入、R&D产出和R&D影响三个维度构建我国R&D资源配置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并借助熵权TOPSIS法、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分别计算和分析R&D水平的综合指数、R&D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以及R&D水平的动态分布趋势.结论表明:我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R&D资源配置水平呈总体上升态势;R&D资源配置水平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其中东部地区内的差异和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尤为突出,地区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重要原因;考察期内西部地区的多级分化现象始终存在;区域R&D资源配置水平的相对差距呈减弱态势,而绝对差距呈扩大态势.     

中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

根据测度指标的可量化性、科学性原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权威性原则，利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调查法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31个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并作比较分析，并利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份文化产业竞争力差异进行分析，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空间相关性和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有较大差异，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下降态势，东南沿海地区是文化产业强省份的集聚地；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在整体上呈现出空间自相关性，即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全国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发生一定程度的演变，东南沿海的文化产业强省份具有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其他区域格局相对稳定；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呈现热点值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热化作用。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分析

扣除地区价差因素后,我国城镇居民可比收入的地区差距大幅低于实际收入的地区差距,东部和西部也是这种特征,但中部却恰恰相反。收入的地区差距在近期出现了极弱的下降趋势。在总的差距来源中,约50%-65%来源于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30%-45%来源于东部内部的差距,剩下不足10%来源于中部和西部各自内部的差距。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金融科技内涵,借助文本挖掘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标体系,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对金融科技指数进行测度,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Theil指数及分解、变异系数与空间收敛模型刻画金融科技发展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与时空收敛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可分为2011—2015年与2016—2020年两个阶段,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绝对差异逐步扩大,存在轻微的极化现象;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差异是造成金融科技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区域内差异呈现东、西、中部递减趋势;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层面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其均值的差距均未呈现下降趋势,但考虑空间效应后发现,金融科技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存在一定的“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是助力金融科技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呈现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分布特征。     

“全面小康”进程居民收入增长分析与预测

以民生为本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实际成效应当以民生标准加以检验。居民收入增长指数系"中国人民生活发展指数检测体系"五个二级子系统之一。2000年以来基数值纵向检测看出,西部居民收入指数提升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东部稍低,表明区域均衡发展国家方略已见成效;陕西、河南、重庆、宁夏、内蒙古占据前5位。2013年无差距理想值横向检测发现,差距在于各方面协调性、均衡性还不够理想;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占据前5位。假定全国同步实现历年最小城乡差距直至弥合城乡差距,居民收入总量和人均值将更加显著增长。     

“新常态”下城乡一体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论文构建了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等三个维度的指标并利用甘肃省1990年—2012年数据对甘肃省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测度。研究发现,甘肃省城乡一体化进程速度较快,呈现三大发展阶段:初始稳步阶段、黄金发展阶段和缓慢推进阶段。从三个维度来看发展很不平衡,其中甘肃省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水平最高;社会一体化程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但有所进展;经济一体化程度发展明显滞后,城乡经济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加快经济和社会二维发展是统筹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重中之重,加快农村建设是其关键所在。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利用2006~2020年31省面板数据匹配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乡村振兴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及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贡献、σ收敛和空间β收敛性。研究发现：（1）我国乡村振兴水平大幅提升,随着振兴乡村不同阶段的演变,全国及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速不断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但各区域省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2）全国及各区域乡村振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中、西部的区域内差异均显著缩小,而东部不明显;东-西部的区域间差异大于中-西部和东-中部;区域间差异始终是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的最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则均有所上升。（3）全国及中、西部区域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呈明显的σ收敛趋势,东部区域发散;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均存在绝对β收敛,收敛速度中部>西部>全国>东部;引入差异化特征后,全国及三大区域均存在条件β收敛,收敛速度中部>西部>东部>全国。（4）全国层面看,乡村振兴增长对邻近省份产生微弱的正向空间溢出;分地区视角下,一省乡村振兴增长因"虹吸效应"显著降低了邻近省份乡村振兴的增速;财政支农支出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新发展理念下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并对2005—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结合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进和分布格局,借助Dagum系数法和耦合模型识别区域发展差异与系统整体性,并运用障碍因子法对部分地区进行制约诊断。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显示良好上升趋势,呈现东高西低、中部上升、东北停滞的分布特征;空间集聚性明显,未表现出极化倾向;组间差异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差异来源,尤其是东西差异;各区域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整体性有所提升,除西部地区外耦合协调性均呈收敛态势;影响东北和西部省份发展的制约因素集中在绿色生态、科技创新和效益共享三个维度。     

省域经济韧性的测度、空间格局与动态演进

提升经济韧性水平是谋划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省域经济韧性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动态演进态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2-2021年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并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强-中-弱”阶梯式递减的空间格局。（2）省域经济韧性发展水平空间聚集效应显著,主要呈现双高（H-H）及双低（L-L）聚集的空间组织模式。（3）省域经济韧性的发展具有动态复杂性,全国整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皆呈现上升趋势,但省份之间差异较大。同时东部地区经济韧性存在轻微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各省份应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抵抗力、恢复力和进化力三方面提升经济韧性水平,同时有效利用与相邻省份地理空间上的临近优势,实现强经济韧性省份与弱经济韧性省份间的优势互补。     

基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农村交通运输发展研究

造成城乡交通运输二元化结构的深层原因是城乡运输需求差异,而它又源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因此,文章基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同时把运输看成是产出要素,讨论了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其要点是要推动农村交通运输不断发展,实质是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各地区城乡交通运输发展的多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