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政府劳资政策分析及对我国劳资关系的借鉴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工会、最早出现劳资双方之间集体谈判形式的国家,特别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期内的各种改革使英国的劳资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开启了英国劳资关系历史上的新转折.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劳资关系基本上完成以企业为主的市场调节模式,但随之带来的劳资矛盾、纠纷等事件常有发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恶劣影响.因而,借鉴撒切尔政府劳资政策,积极推进我国劳资关系法治化和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并加强我国工会组织力量和集体谈判协商,对改善我国的劳资现状具有深远意义.     

国外劳资集体谈判分权化机理研究

当前劳资集体谈判在许多西方国家呈现出明显的分权化趋势,国家或产业层次的集体谈判逐步向企业乃至车间、部门层次下移,进而对劳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集体谈判分权化是劳动关系主体力量严重失衡的体现,文章作者分别从工会组织萎缩与职能异化、雇主去工会化生产策略与雇主组织趋于解体、政府去管制化竞争等方面对劳资集体谈判分权化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研究。     

中国加工贸易地区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选取1995～2005年的数据建立Panel Data模型,对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地区发展差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东部、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因素有较大差异。东部加工贸易发展主要受区位、FDI和政策优惠影响,工业水平对其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区位因素不显著,但与工业水平密切相关,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设施以及FDI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工会和集体谈判对工资、就业的影响研究综述

主流经济学认为工会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力量,工会的存在会妨碍市场出清从而导致无效率.最近的经验文献对集体谈判制度的剖析深入到了谈判级别、谈判结构的层面上.经验文献中工会和集体谈判对工资的影响的结论较为一致,都得出了对工资产生正向影响的结论,而关于工会和集体谈判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有较大分歧.     

国际直接投资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我国的政策取向

深入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各种影响因素——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政策效应的具体作用，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环境的总体作用是利大于害。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经济相对于完全依靠本国的力量对环境的冲击要小得多，当然其中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另外，对中国FDI的发展、中国环境的现状以及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家族企业劳资关系现状及和谐发展对策

新劳动法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促进中国家族企业劳资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家族企业主素质、提升家族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还需要加强工会力量，发挥政府作用，以建立社会制衡。     

关于中国工资谈判制度的反思与改进

我国工资谈判的制度意义与实际功能的背离已经成为事关劳资关系和谐的根本问题。面对日趋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国的工资谈判制度应从制度意义回归功能意义,这就需要加强制度的改进。就现阶段而言,制度改进的重点应放在国家主导下的"制度救济",但就长远的趋势而言,我国工资谈判制度改进方向应为:建构与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劳动关系调整范式,建立和完善与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工资谈判制度,赋予工人(工会)在工资谈判中适度行使压力机制的权利。     

FDI与东道国企业的能源效率——以江苏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企业能源使用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1988家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试图揭示FDI与企业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虽然FDI对企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别（地区）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非港澳台地区FDI较之港澳台地区FDI对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来源地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差异以及FDI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不同动机有关。同时,本文还发现,研发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国有资本份额也对能源效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产业集聚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明显。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与FDI区位选择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一直被传统研究所忽视。本文从劳动力规模、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力结构4个维度对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进行全面考察。利用涵盖69个国家(地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健康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较高的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FDI的流入;在教育方面,中等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吸引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对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工资方面,东道国较低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劳动力异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区位选择有着较大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的Meta分析

应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国内关于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的22篇论文,结果表明,能源效率和FDI代理变量的形式对结果有显著影响,采用能源消耗强度或者能源生产率会降低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的结论,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会提高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的结论;采用能源消耗强度会更有可能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为负的结论;区分了FDI的来源地会更有可能得出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采用地区层面数据、样本数据年限越长越有可能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遗漏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控制变量会降低得出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     

人民币一美元实际汇率水平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关于汇率对FDI响的研究历来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热点。大多数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就是研究汇率的绝对水平对FDI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集中于研究汇率的波动对FDI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1989—2007年的FDI与汇率数据．并考虑了市场规模、劳工成本等影响FDI的其他因素，研究了人民币-美元率水平对中国吸收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元实际汇率的上升将抑制FDI的流入，同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较低劳动成本同样也是中国吸引FDI的两个主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与时空差异

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旅游服务贸易出口的引力模型,可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及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FDI与各要素对中国旅游贸易出口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FDI对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国际旅游接待水平、市场化进程是推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时间上FDI对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FDI对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效应不太显著。从省级层面来看,FDI越高的区域,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创汇效应越明显,两者之间具有区域协调性。     

环境规制、FDI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环境规制、FDI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环境规制、FDI抑制了就业增长,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促进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和FDI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FDI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省域环境规制对就业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FDI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FDI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各级政府应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当地实际提高引资效率,积极引导FDI向第三产业转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     

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一个理论模型分析

通过构建了一个包含FDI、技术许可和出口贸易三种策略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冻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能力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东道国而言，提供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吸引更多FDI。虽然较低的工资成本也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对其吸引力是有限的。因此，加大R＆D投入力度，健全国家创新体制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应该成为我国吸引FDI、缩小同发展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重要政策。     

中国吸引FDI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

选取全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吸引FDI能力的衡量指标,用2003～2009年度我国31个省(市区)吸引FDI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吸引外资的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政府政策是影响我国吸引FDI能力的显著因素;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规模、政府政策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显著,中部地区市场规模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显著。     

区域物流能力对FDI的影响及地区差异性研究

利用2002²010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从区域物流视角分析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因素以及地区差异性。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物流能力不仅对区域FDI产生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还通过提升地区物流业综合竞争力水平间接影响FDI吸收规模。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区域物流能力对FDI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引进FDI质量的影响因素

我国利用FDI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利用FDI质量不高,这与利用FDI的模式密切相关.由Ozawa竞争力发展阶段决定利用FDI的模式可以推断,我国竞争力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区位优势决定了FDI质量.本文利用1985-2007年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研究了影响我国FDI质量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城市化、对FDI的欢迎态度、市场化与FDI的质量正相关;对外开放、科技水平与FDI的质量负相关,基础设施的各个变量并没有如预期的与FDI质量全部正相关,这些发现令人意外,原因可能与引进FDI的模式、某些制度形成的特点、FDI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以及度量FDI质量的指标差异有关.     

影响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冲突和协调的文化因素分析

劳资关系既是经济关系也是文化关系，因此劳资关系不仅要从经济政治方面也要从文化方面把握和调节。我国儒家文化的角色规范、家族管理模式以及传统阶级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是影响私营企业劳资冲突的重要文化因素；而我国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网络、重纵轻横的社会纵向等级结构以及独特的单位制度，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协调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砖国家”引进FDI产业结构效应比较研究

本文在分析"金砖国家"引进FDI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0年数据实证检验了"金砖国家"引进FDI对三次产业演进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FDI对第一产业发展的效应不显著。FDI对第二产业的效应差异较大:FDI流入增加了巴西和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且中国大于巴西;FDI流入减少了印度和南非的第二产业比重,且减少的幅度印度大于南非;FDI流入对俄罗斯第二产业比重的效应不显著。FDI对第三产业的效应最为显著,FDI流入减少了巴西的第三产业比重,其余四国则呈现不同幅度的增加,由大到小依次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     

吸收能力抑制了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吗？——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1998—2008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不同区域对FDI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引进消化吸收状况。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吸收能力影响因素,显著地影响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考虑吸收能力影响因素时,FDI并没有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FDI与吸收能力指标的交互项则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于我国不同区域FDI吸收能力的差异,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各省（市、自治区）要想充分利用FDI,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需要切实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扩大对外开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