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实体经济与要素投入协同发展的时空差异及效应研究——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2001-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实体经济与各要素投入协同度进行系统测算，并对其协同发展水平时空差异及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我国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协同度均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要素协同度均值最高，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要素协同度均值次之，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度均值最低，且均表现为东部地区协同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②实体经济与各要素投入协同度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中西部地区正成为新时期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域；③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要素协同发展的区域相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度的区域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但东-西部地区间差异均最大，其中超变密度差距是区域间差距的主要来源；④从全国层面看，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投入协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高质量发展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高铁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05—2019年湖南省经验证据

文章分析高铁对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指出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产生市场一体化效应、城市竞合效应和城市群空间效应，导致城市体系多中心化、产业结构相关多样化、创新网络结构有序化，催生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基于高铁建设背景，利用2005—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湖南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采用ESDA分析其演变特征，使用DID模型验证高铁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高铁时代湖南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空间结构优化，协同水平最高的是长沙，京港澳高铁沿线的长株潭、岳阳、衡阳和郴州协同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大湘西地区，整体呈现由东至西梯度递减态势；(3)高铁对湖南区域协同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高铁通过城市体系、产业结构、创新网络、旅游业发展以及环境协同治理等间接影响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制度型开放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内要素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其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城市经济效率呈现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没有产生虹吸效应，并未对本省其他城市的经济效率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不是通过存量资源再配置产生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净增长效应。未来我国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体系；提高政府效率，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成果；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成果的推广与扩散。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创新提供保障,金融的稳健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给予支撑,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阐释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效应及其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其次基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标,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构建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模型;进而以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例,经验分析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银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明显,保险业也较强,其他金融活动没有想象中的明显,而证券业不明显,并据此提出推动我国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科技园区科技创新与政府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推进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成为京津冀三地政府实施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聚焦三地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情况，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方法，对2014—2019年京津冀国家级科技园区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显示，2014—2019年京津冀三地国家科技园区的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协同创新关系仍不稳定。因此，应破除行政壁垒，构建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形成。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将2015年开始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两条路径实证检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显著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后仍然稳健。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活跃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均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开放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此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研发投入,加快科技与金融结合步伐,不断促进各创新要素集聚与协同。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不断增强。选取2014—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地市级区域统计数据，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成都耦合协调度略微高于重庆，而重庆明显高于经济圈其余地区，且三者之间存在极度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提高耦合协调度的具体建议。     

外资角色协调与区域创新能力

使用1998-2014年我国三大沿海经济圈省市的面板数据,借鉴耦合协调理论模型,构建相应指标体系,将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创新能力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实证分析外资角色协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三大沿海经济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35 5,尚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②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地区差异;③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这种作用在三大沿海经济圈间存在一定差别。三大沿海经济圈应加大力度且各有侧重地促进制造类与研发类FDI的交互协调,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路径研究——TOE框架下的fsQCA分析

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知识创新—研发创新—产品创新”区域创新链,在“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开展评价,探究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各省份存在显著差异,且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的关键要素有2个,即数字化技术水平、市场化水平;提升路径为4条,即知识—研发—产品创新均衡型、研发—产品创新引领型、知识—研发创新引领型、产品创新引领型。上述结论有助于拓展区域创新链研究视角,同时,对提升不同地区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具有现实价值。     

研发人力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异质教育层次视角

在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和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发展背景下，探讨研发人力资本有效配置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中国200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根据教育层次异质性，将研发人力资本细分为本科及以下、硕士与博士3种类型，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从创新总量与细分创新类型视角分析不同教育层次研发人力资本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差异化特征。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地区不同教育层次研发人力资本配置不平衡，本科及以下研发人力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而本科及以下研发人力资本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一定抑制效应，硕士研发人力资本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博士研发人力资本对地区技术创新没有呈现显著正面效应，且相比于硕士研发人力资本具有更低的创新产出弹性，在科研创新效率方面没有体现出预期的教育优势。研究结果对中国高层次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中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评价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构建科技创新系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中国内地30个省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已初步实现良好协调发展,但与优质协调发展仍有差距。同时,各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且中西部省市差异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剖析良好发展实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贯彻全面发展理念,是当前促进科技创新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