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研究发现:(1)进口竞争显著提高了多产品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强;(2)区分贸易类型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一般贸易,进口竞争对加工贸易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分行业回归的结果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口竞争对出口边际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使用系统GMM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发现进口竞争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匹配的估计方法 (PSM-DID),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互联网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且这种效应在企业使用互联网之初最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仅对中小型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对中、高开放地区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开放地区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丰富了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为互联网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互联网+贸易"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研究:“扩展边际”抑或“集约边际”

本文采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出口的集约边际,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系数标准化发现,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分样本检验中,发现中间品进口来源国、贸易方式以及所有制类型会对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出口贸易扩展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也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转型提拱了参考依据。     

互联网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贸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视角

文章通过考察城市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试图从互联网发展的视角探寻中国贸易结构转型的新路径。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出口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出口广延边际的扩张,对出口的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贸易成本降低、本地市场潜能和一般贸易占比扩大是互联网促进企业出口广延边际的重要路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互联网降低沟通成本的作用比降低合约成本的作用大。互联网发展对一般贸易、差异化产品、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低运输成本行业的出口广延边际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研究为优化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跨境电商能否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

本文基于我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崭新事实,重新审视地理距离与贸易规模这一国际贸易经典理论命题,并进一步探讨了互联网弱化地理距离负面影响的理论机制。基于跨境电商物流数据和传统贸易出口数据的研究表明:(1)与传统贸易出口相比,跨境电商出口受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较小;(2)贸易伙伴国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促进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3)从个体层面看,地理距离的负面影响以及互联网的弱化作用,同样会作用于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而且二者的作用对于大、中型规模的跨境电商企业而言更加明显。这些结论为我国政府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诸多政策措施、“互联网+外贸”战略以及“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撑。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OECD编制的TFIs指数,从出口企业-目的地层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显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的出口增长是通过缩小出口产品种类数(扩展边际)、扩大产品平均出口额(集约边际)实现的。拓展分析表明:随着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会更多地缩小出口产品种类;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消极影响更大。据此,企业应专业化、规模化地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提升自身生产率,积极应对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天津“出海口”效应研究——兼论天津自贸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作用

本文选取2000-2006年位于北京、河北地区的出口企业的海关数据,构建内生异质性企业和天津"出海口"效应的微观引力模型,定量分析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天津对北京和河北出口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天津发挥良好的"出海口"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北京、河北出口企业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提升,显著提高了京冀地区出口企业的集约边际,从出口层面推动了京津冀三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对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天津自贸区是使天津发挥更大更强"出海口"效应的"强心剂",随着自贸区一系列贸易促进措施的实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可以预见天津自贸区将会发挥更好的"出海口"效应,成为京津冀企业对外出口的重要渠道,并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为天津自贸区的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企业扩大进口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

扩大进口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进口决策模型,构建目的地出口潜力和企业进口能力等指标,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等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比例风险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和机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企业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根据自身进口能力调整进口策略,企业会优先从最具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的国家(地区)进口,能力强的企业会逐步扩展进口边际;我国企业进口以技术寻求为导向,从出口潜力高的国家(地区)进口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并形成后发优势,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进口的扩张可以提升企业的短期出口稳定性和长期出口竞争力。因此,我国政府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口博览会等国际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进口机会,进而实现高水平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广东产业集群出口溢出的证据

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检验了集群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集群内外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集群内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生产率悖论"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该悖论的原因来自于产业集群引发的出口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对集群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均有改善作用;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则只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     

金融危机如何影响服务产业贸易流量——基于二元边际的分析视角

本文将Helpman et al.(2004)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拓展至服务贸易领域,并引入金融危机影响,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微观企业服务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2000-2013年全球42个国家服务产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HMR两阶段引力模型,就金融危机对服务出口的边际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会显著降低各国服务出口的广延边际,但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发达出口国集约边际在金融危机期间显著增加,发展中出口国集约边际则没有显著变化。分组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服务出口的边际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和行业差异。     

技术创新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把企业层面的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其次,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扩展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最后,本文提出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建议。     

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如何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

本文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HS96-6位数编码下文化贸易产品的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和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变量,实证分析发现集约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在短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长期内的扩展边际才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核心文化产品类型的样本中,二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差异仍显著存在.产品价格、关税、出口目的国的文化差异等均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二元边际通过直接效应及出口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且出口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还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基于此,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二元边际,进而发挥其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增长的促进效应,对文化贸易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贸易便利化能否提升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新契机。文章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采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产能利用率的微观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贸易便利化类别来看,沿线国家口岸及物流效率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最大,其次为规制环境、金融及电子商务、海关及边境管理;从企业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与出口决策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高依赖度企业、内陆地区企业及非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效应更大;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产生的出口扩张效应、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是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     

ODI二元边际如何影响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

随着我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ODI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ODI二元边际视角,利用我国2009-2015年A股上市的172家样本企业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研究ODI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的差异化影响,发现ODI扩展边际能明显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提升,并且促进作用持续增强;ODI集约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呈现出不稳定性,不同投资动机、不同投资国别与不同进入模式下ODI集约边际对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性.进一步检验ODI二元边际对跨国企业出口的影响机理,发现ODI扩展边际主要通过“固定成本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而ODI集约边际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影响跨国企业出口.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通过构建企业运营资本投资敏感性指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效应。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进入边际以及扩展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扩展边际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极大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制约效应;第二,从不同出口方式来看,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进入形成一定的抑制效应。在扩展边际方面,融资约束对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高端出口能力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而对一般贸易的出口能力影响不显著。此外,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补贴并未对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并未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抑制效应。因此,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适时调整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规模与方向,可能会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技术创新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首先把企业层面的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其次,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长扩展边际有正向而显著的影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小。最后,本文提出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非关税措施如何影响了货物进口——基于1992～2012耳HS-6位产品的实证检验

当前,国际贸易呈现关税自由化与非关税措施(NTMs)逐渐上升新趋势.文章通过筛选我国官方文件和通告中的NTMs,并将其与1992～2012年间我国HS-6位产品关税和进口数据匹配,实证探讨NTMs对货物进口的影响.文章发现:我国实施的NTMs平均抑制了进口概率和进口来源国数目的 增加,促进了进口额与进口产品种类的增长.具体地,技术性贸易壁垒促进了工业品的进口额和进口种类增长,且对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大;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抑制了农产品进口额增长,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抑制效应更大,并促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公共政策类NTMs对产品进口可能性的负面冲击小于贸易政策类NTMs,并且促进了进口额增长,而贸易政策类NTMs抑制了产品进口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