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获得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效应

面向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维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要路径,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融合.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PSM方法、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受雇就业质量,也推动了农民工由受雇向自雇转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不同性别、代际、文化程度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合而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验证了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择业效应,为政府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关键着力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在我国具有非正规就业规模日益扩大,即将进入刘易斯结构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民化融入亟待解决的背景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尤为关键。本文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体系,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为准确的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状况,从而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采用文献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两级,其中包括5个一级指标、31个二级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查阅湖北省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对影响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进行一般分析,并采用AHP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布分别为个人主观意愿、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状况、企业福利、性别、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2年河南省问卷调查数据,笔者借助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不高;Porbit和Ordered Probit模型计量结果表明,职业类型、工会、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加班情况、培训状况等是影响就业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建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深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度等有助于他们尽早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和社会融合。     

工会与农民工居留意愿：兼析工会的双重职能悖论

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影响。鉴于中国工会的双重职能,文章使用文本分析和处理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讨论了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民工加入工会以后,其居留意愿得到明显提升。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从事高技能工作、受雇于国有企业、高学历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工会对从事低技能工作、受雇于私营企业、低学历以及老一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机制分析表明,通过发挥维权和维稳的双重职能,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并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是工会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有效途径。因此,继续加强工会职能发挥,并关注综合素质较低群体的居留意愿,是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有效手段。文章的研究一方面证明了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也补充了从工会组织视角考察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文献。     

流入地方言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就业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着力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方言承载着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能够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在对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流入地方言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入地方言能力的提升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正向影响,即随着个体流入地方言能力的提升,其就业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2014年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以及偏差校正方法,估计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比未参加在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高496.91元,使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21.5％;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贡献高于教育回报率,但在职培训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呈现负向效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不高,教育程度、跨区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的影响呈现"U"型,性别影响不显著.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迁移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讨论，但是鲜有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关系的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模型讨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陷入不利状况(就业不稳定、工作收入低),进而影响其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从整体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和重点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两方面出发，以缓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不利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初探:一个分析的框架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能力状况影响其自身职业向上流动和城市融入,也关系着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要素的竞争力。本文在述评西方就业能力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研究对象的特性,提出基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及宏观需求与政策因素三者互动的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因素整合分析,之后得出初步结论,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中国产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出现了就业收入低、就业机会少等一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结合中国国情与研究对象的特性,提出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并得出初步结论,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相关建议。     

教育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与其职业期望不一致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全国11个省(直辖市)4030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采用多元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对教育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选择、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在回顾国内外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的基础上,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特殊性,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效应,并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提出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困境与应对之策

新生代农民丁正逐渐成为农民丁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着他们的利益祈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着一些困境：面临社会性排斥；生活无保障，就业福利差，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护；培训体系不够健全；就业途径受局限，缺乏专业职业中介体系；等等。因此，我们要：加快推进户籍改革，     

农民工就业职业变迁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就业选择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职业变迁。研究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差异，教育程度越高，越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地域差异也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有显著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植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域间合理分布每流动，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     

教育、培训和就业素养对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三个维度测评其职业发展水平。测评结果显示,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就业质量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最大,社会保险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职业技能优于全国同类劳动者。以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素养能够提高职业发展水平,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创新继续教育模式、改进职业培训方法、提高就业素养和倡导多元化就业成为促进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动路径。     

加入工会能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吗——来自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已有的工会效应研究忽视了农民工对于融入城市社会的特殊诉求,因而工会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逻辑有待深化,效应仍需评估,基于此,本文结合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加入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并重点剖析社会融入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加入工会能够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水平,纠正潜在的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成立;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相比于80后农民工,工会对90后农民工过度劳动的缓解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证实,工会之所以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是因为加入工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感.本文是工会效应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有助于丰富工会理论,也为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提供政策依据.     

就业流动、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工资

就业的流动性强、稳定性差一直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特点。文章从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匹配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层面上考察了就业流动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说。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研数据的计量检验显示:在对内生性和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就业流动在总体上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但这一作用随着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并且上述效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宜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及时的就业信息,并重视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