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创新驱动”视角下的研究

文章基于"创新驱动"视角出发,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层面构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质量。同时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构建VAR模型和协整检验,揭示创新驱动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2003-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观测期内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均有大幅提升,并处于稳定的上升通道;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呈现出的驱动效应有所差异;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部系统来看,科技创新对集约化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最大,对可持续发展质量次之,对均等化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最小.文章最后提出各级政府应当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技术的市场应用;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应政策,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驱动潜能.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效率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服务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对新型城镇化效率、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均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此外,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升中部的新型城镇化效率,对东部和西部的新型城镇化有促进作用.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扩大对西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影响为负,对东部和中部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高东部和中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因此,要明确地方公共财政支持重点,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边界与权限,加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管理,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创新驱动视角下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研究

新常态下,县域新型城镇化需要走产业创新、城乡统筹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创新驱动在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可持续发展、城镇和农村幸福指数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创新驱动对城镇发展的支持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应通过完善与县域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信息化与县域新型城镇化融合机制、加强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创新和创新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措施,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     

审计质量、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

高质量的审计信息,有利于研发团队调整创新产品生产计划、市场战略与研发策略,有效激发组织学习意愿并明确学习目标,获取更多异质性知识,进而促进创新绩效提升。首先构建概念模型,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内外部审计知识积累与传播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以及如何通过加强组织学习间接影响创新绩效;然后,使用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与逐步OLS回归方法,验证内外部审计质量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与间接正向作用,以及内部审计质量与外部审计质量对提升创新绩效的互补效应,为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以及提升内外部审计质量提供了新的依据。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能缩小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吗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本文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2019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省际和省内两个角度出发,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局部省份的测算结果对比看这种差异更加明显;(2)核心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省际收入差距缩小,但这种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即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先后表现为弱正向影响、不显著影响和强正向影响;(3)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缩小省内地市间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同样存在非线性特征;(4)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调控、科技创新、经济市场化、对外开放等因素也是我国省际或省内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     

审计质量、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

高质量的审计信息,有利于研发团队调整创新产品生产计划、市场战略与研发策略,有效激发组织学习意愿并明确学习目标,获取更多异质性知识,进而促进创新绩效提升。首先构建概念模型,研究企业如何通过内外部审计知识积累与传播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以及如何通过加强组织学习间接影响创新绩效;然后,使用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与逐步OLS回归方法,验证内外部审计质量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与间接正向作用,以及内部审计质量与外部审计质量对提升创新绩效的互补效应,为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以及提升内外部审计质量提供了新的依据。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通过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创新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焦点内容之一.本文从城镇化的发展核心、基本导向和政策目标三个维度,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状态进行梳理和分析,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创新的必要性和内在功效,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创新地方政府治理理念,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创新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走内生型城镇化道路;创新地方政府的体制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新型城镇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理论机制与模型构建

基于经济增长、分工和区位理论，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数理证明。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城镇化作为非给定的外生变量通过分工和专业化、要素聚集形成的直接机制和规模外部性的间接机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直接机制表现为城镇化对消费增长、投资增加和创新水平的提高；间接机制表现为城镇化的外部性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优化。为此，要不断深化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拓展实践渠道，以期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探寻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群体“保生存谋发展”之道——以江浙两省小微企业为例

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命脉之所在,其发展事关民生与稳定。但是,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的影响下,小微企业正面临着生存的多重困境,这样势必会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本文以江浙两省小微企业为例,以抽样调查的950份有效问卷及各项访谈资料为依据,概述了江浙两省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小微企业"保生存谋发展"的几点对策。     

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北大核心

针对镇域新型城镇化研究缺失的现状,以广东省中心镇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镇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中心镇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且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但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特征。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较高且呈空间集聚态势,粤东次之,粤西粤北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最低且有小规模低质量集聚区。(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交通区位等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政府的推力及本地政府的拉力等对其时空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影响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主要因素可概括为驱动因素（创新需求和创新能力）、支撑因素、链接因素和保障因素（外部因素）。通过抽样调查和结构方程方法构建三阶递归模型,分析了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驱动因素直接影响创新绩效,支撑因素、链接因素和保障因素通过影响驱动因素间接影响创新绩效。依据结构方程显著性检验和路径分析结果,分别从驱动机制、支撑机制、链接机制、保障机制4个方面提出了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对策建议。     

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梳理了建国以来辽宁省的城镇化历程,认为2002年至今是进行新型城镇化探索的重要阶段。其次,从产业、土地、人口、城乡关系四个方面对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路径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产业方面是“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路径,主要与思维方式、人才培养、产业政策相关;土地方面是“投资驱动”路径,城镇化以土地的平面扩张为重点,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的土地和财税政策、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建设监管;人口方面是“集中型”路径,城镇化主要由省内农业人口转移推进;城乡关系方面是“城市倾向”路径,城乡二元特征明显。最后,提出符合辽宁省实际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建议,一方面要“破”,即破除和规避不利影响因素,在思维方式、政策制度、建设管理等方面不断消除城镇化建设中遇到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立”,即利用有利影响因素,加快制度创新,以更好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适应城镇化发展要求,提升城镇化质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而新生代农民工因其现实背景和时代特征,其市民化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有效途径.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制度探索和政策创新,以期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日益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以广东省为例,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研究了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研发投入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但研发人员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政府支持方面,专项补贴和税收减免对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绩效均具有积极作用;在组建性质方面,企业型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绩效高于事业单位型新型研发机构。     

关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思考

新型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均等地分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市场主体分享外部经济偏好在空间聚集上的反映,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新动力是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职能是便利市场主体流动及空间偏好。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制定面向未来的全国城乡发展规划,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推进内涵增长的城镇化,推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构建城乡和区域一体的制度和政策。     

太湖之滨 开放南浔

湖州市南浔区位于江浙沪两省一市的交界处,地处上海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的交汇点,距上海、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均为100公里左右,形成1小时交通圈,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腹地。区域交通便利,318国道贯通全境,申苏浙皖、申嘉湖和练杭高速已全线建成通车,京杭运河和被誉为"东方小莱茵河"的长湖申航道穿境而过。根据湖州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南浔区着力破解发展中的要素制约,把加强平台建设作为加快南浔发展的重中之重,构建"一核两翼三园"的大平台框架,     

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结构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学和元分析方法,从现有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提炼出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14个主要影响因素,然后,运用解释结构模型研究这些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构。结果表明,产品组合线、产品价值链重构、新业务渗透、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力资本投入、新市场拓展和新利润中心发现对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现有技术集成创新、产业结构创新、产业部门创新、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机制对其具有间接影响作用,而新技术研发和高新科技应用对其具有根本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