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对数字服务税的内在困境与破解之道

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换,突破了传统税收征管实体联结度规则"壁垒"。税法领域的相关法律缺失,已不能有效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税收不公的法律问题。面对数字服务领域的税收问题,世界各国采取的办法或是开征数字服务税,或是修改国内法律,又或是等待国际统一规则的制定。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在纳税起征条件、税率、征税对象、"安全港"条文的豁免条款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在应对"数字资产"所有者确定、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互益行为"、无形资产估值等方面存在困境。面对数字税的开征,我国应从现实考量出发,转变传统实体"源头税收"观念、强化数据信息机制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并以国际协作的方式来应对这场数字税收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变革趋势与中国应对举措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经济仍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逆势上扬的数字经济对渐进式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G20、OECD致力于制定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解决方案,提出了“统一方法”应对方案,而部分国家出于维护本国税收利益采取了单边行动,新一轮的国际税收改革博弈已开始.我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在遵循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原则的基础上,需尽快改革常设机构认定等数字经济税收规则,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我国数字化税收征管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征税权分配的国际合作.     

欧盟数字税协调及影响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传统国际税收制度遭受严重冲击.新业态导致剩余利润集中,国家间税收利益冲突升级,以美欧对峙为代表.2018年3月21日,欧盟发布关于数字经济公平征税的一揽子计划,因未一致通过暂时搁浅.而欧盟成员国相继开征单边数字服务税加剧了国际税收规则碎片化发展态势.对此,欧盟数字税协调存在政治层面缺乏合作共识、制度层面合理性存疑、技术层面征管差异化三大困境亟待解决.欧盟数字税协调对重塑国际税收秩序具有长效影响,对征纳主体将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     

数字服务税收法律制度研究

数字经济给现有税收制度和征税征管带来冲击，表现为专门数字服务税缺失、税收范围偏窄和税收征管难度增加等。域外关于数字服务税的立法，可以为我国创设数字服务税提供立法经验。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新税种的国际争议，我国应当采用“近期—远期”两步走策略，逐步建立数字服务税。在税制要素上，应明确基本的纳税主体、征税范围和税率，同时提升配套的税收征管水平。     

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国际税收征管问题的思考

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国际税收征管带来诸多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体现在所得性质难以判定、常设机构的认定和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划分上。本文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税收征管现状出发,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国际税收征管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征收"数字税",修订常设机构规则或条款,确定所得利润归属原则。     

全球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进展与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对全球现有税收治理体系和国际征税权分配规则带来了挑战,各经济体需加强数字经济下的国际税收合作,完善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系。本文归纳了经合组织（OECD）关于数字经济征税相关规定以及全球部分经济体对数字经济征税的实践,分析数字商业模式特殊性以及数字经济征税对现有税收体制的挑战,提出了建立全球数字税收协调机构、设立数字税、强制登记和信息互换等优化路径。     

美国301调查:数字服务税实践动向及其对国际税收规则的冲击

经济数字化动摇了国际税收秩序的基石,加剧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给各国带来的损害,为应对挑战并在国际税收利益博弈中抢占先机,至今已有超过十个国家正在计划或已经开征数字服务税.美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产业的领先国,受数字服务税影响最大,为保护本国税收安全、维护税收利益,美国对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多个国家启动"301调查".美国在调查报告中坚称,数字服务税不具有理论正当性,且缺乏规则合法性.数字服务税的性质模糊,数字服务税规则违反了国际税法视角下的资本输入中性原则、税收确定性原则、避免重复课税原则等,冲击了现行的国际税收制度,影响了国际税收秩序的稳定,自下而上地倒逼国际税收秩序重建.     

基于OECD双支柱框架的我国数字经济税收挑战与应对

经济数字化改变了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国际税收征管规则,也对中国税收制度提出了迫切的完善要求.数字经济给税收制度管辖权确定、税基确定和扣缴方式等方面带来挑战.许多国家已经采取单边措施对数字经济征税,对原有国际税收秩序造成冲击.经合组织发布"双支柱"框架,对税收要素进行多方面创新,力求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税制改革提供相对一致的制度参考,以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难题,维护国际税收秩序.在国内外数字企业正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中国可以参考双支柱框架,提升现有制度适应性,建立数字经济税收制度,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     

数字服务税的争议分析与中国进路

数字税未包括在传统税制架构中，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税收法律体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功能虚化的窘境。数字服务税的出现，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选项。然而，因数字服务税存在定性不明、征管制度设计缺陷以及各国争相进行税收博弈等情况，极易引起数字服务税违背国际税收规则、税收歧视、重复征税等问题。在探讨数字服务税顺利融入本土环境的途径时，应重点考虑构建数据产权划分规则、利用新技术支撑税收管理与服务、运用税收情报交换制度和国际协同行为等方法。     

数字时代的税收治理:关联性、现实挑战与应对方案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产能与效率的不断提升,信息技术为税收治理提供了新工具、新手段,成为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传统税收治理模式带来了冲击与挑战。数字时代,国际税收规则和税收征管标准面临调整,税务机关税源监控与税务稽查难度加大。优化税收征管的顶层设计、提升稽查信息化水平、确保涉税信息的数据安全、积极参与“双支柱”方案的规则制定,并对数字服务税做好政策储备是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数字服务税对企业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是近年来税务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数字服务税对数字企业的影响,对于我国借鉴国际改革经验,建设数字税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依次考察数字服务税对跨国数字企业定价策略、薪酬战略、盈利能力,以及相应地数字企业上调服务价格对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交易成本、竞争力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服务税具有较强的扭曲性,在降低数字企业利润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企业的实际负担。有鉴于此,我国对开征数字服务税应持谨慎态度,在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的同时,应加紧研究符合我国实际的数字税制,促进数字经济和税收的均衡发展。     

Optimal factor and commodity tax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A two-sector trade model with specific factors and perfect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optimal mix of factor and commodity tax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at faces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on its tax instruments. In the unconstrained benchmark case, the small country will tax specific factors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but chooses zero tax rates for a selective production tax (i.e., an origin-based commodity tax) and a source-based tax on capital income. When commodity taxation must follow a combination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principles, then this mixed commodity tax rate will be positive and its production effects are partly compensated in the optimum by a capital subsidy. These international restrictions interact with domestic constraints when rents accruing to fixed factors cannot be taxed by a separate instrument, and a positive tax rate on capital serves as an indirect way of rent taxation.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税收国际化趋势的探究

本文以税收与经济的关系为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来探求全球税收制度的发展趋势,分别论述了经济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对于世界税收制度发展趋势的影响,并对国际税收组织建立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     

税收收入，GDP及我国宏观税负分析

经济是税收之根本，税收的增长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税收反作用于经济，这是经济与税收之间的一般规律，本分析了税收收入与GDP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世界各国宏观税负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宏观税负的合理区间，论证了我国目前小口径宏观税负偏低，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已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进而得出了解决目前财政困难的措施是调整目前的政府收入结构，规范政府收入形式，而不宜走简单增税的路子。     

论我国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基于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研究

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差异的协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当前,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受到了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会计信息更强调反映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而非限于企业短期盈利状况;相应地,其会计报告的概念基础不再采用“收入费用观”,而是转向了“资产负债观”,在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上,也强调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我国新发布的所得税会计准则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强调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一个重要体现。     

结合江苏实际探讨"走出去"企业税收

实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重大而深远,从江苏实践来看,企业"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引导和支持;就税务而言,应当进一步完善国际税收政策,优化对外投资服务,提升境外税源管理水平。     

向数字巨头征税的新税制之三种制度安排——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从前制定的税收原则已经不再适用,税基被侵蚀已经是各国之间的共识。事实上,国与国之间争夺的只是征税权,以便获得更高的税收收入。例如法国、英国强调用户所在地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为了把税收留在境内,而美国对此政策的不满也反映了这样的政策会对其造成收入流失。于是各国纷纷推出诸如"补丁型"税制、"实质认定型"税制、以及"中性"税制,等等,来应对这一情况。我国作为同时具有生产及消费两大特性的国家,必然需要设计一套完善、公平及高效的针对数字经济的税收解决方案,目前虽未有任何国家对此问题做出较为有效的应对,但他们对此做出的尝试和获得的经验无疑是值得我国关注的。     

优化我国劳务所得课税 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

目前,我国对劳务所得的课税项目分散、同类所得税负不同、税负普遍较重,已构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诱因之一。基于此,本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劳务课税的先进经验,从课税范围、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劳务所得税制设计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