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原则 ——五家经济学期刊倡议书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量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计量方法(包括数理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缩短了我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学界扎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但是，在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这种偏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有些论文甚至为了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盘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
为了扭转上述偏向，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牵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六家高校主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科学》、《经济评论》、《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财经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集安市联合召开“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目前经济学研究中的偏向进行了分析，就如何处理好经济学研究中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根据会议研讨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参加会议的五家期刊向我国经济学界发出如下倡议：
1经济学研究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
经济学研究应当关注经济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公众和学术界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技术导向”。经济学期刊应当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
2坚持“思想性优先”的选稿用稿原则
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我们认为应当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或原则。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理论、分析视角、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等方面有新贡献，而不是简单模仿套用别人的成果。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篇文章能在这些方面都有创新或突破；如果在借鉴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也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3正确处理好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
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经济学工具箱中诸多分析工具之一，尽管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专门研究计量或数理方法的论文除外）。任何分析工具都是为思想发现思想创新服务的，工具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即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是得出的结论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简单常识的文章，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分析软件模拟题”式的文章。
倡议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
《南开经济研究》（南开大学主办）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主办）
《财经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主办）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综述

一、引言
2014年11月1日,受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7家期刊联合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7家期刊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社、武汉大学《经济评论》、东北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社、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首都经贸大学《人口与经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在研讨会上,由各家期刊邀请的学界嘉宾和期刊编审专家畅所欲言,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表现形式、挑战等相关热点问题,做出了热烈的讨论。
二、新常态的内涵
（一）外部环境特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教授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下外部环境特点：第一,发达国家经济明显复苏,新兴经济体分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第二,全球经济治理向旧体系回归,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仍占主导地位,多元化货币体系夭折;第三,新兴经济体实质性主动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第四,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受到很大挑战;第五,WTO多边框架下的贸易谈判受到挑战,实质进展遥遥无期。
云南师范大学周文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5年,高速增长态势已经结束,新的常态是中低速增长,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剂,中国的未来发展尽管面临挑战,但是未来增长可以乐观判断。
（二）新常态的表现形式
徐洪才教授认为,新常态的表现形式有以下五点：一是三期叠加,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问题、生态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未来呈现中高速增长态势;二是经济结构悄然发生变化,消费能力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改变,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三是潜在五大风险（产能过剩、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外部风险冲击）逐渐解决;四是各项改革稳步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理顺;五是宏观调控方式创新,扩大了定向调控和结构性减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肖卫国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表现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其中潜在GDP从以往的高速增长转化为中高速增长,经济、产业、消费结构优化,要素动力转化为创新动力,三期叠加、各种社会矛盾交织。
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赵果庆教授从科学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方面分析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在科学层面,新常态是新的均衡点。经济系统受到多种约束和非线性作用,均衡点不是唯一的。我国经济目前处在换挡期,低速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有三个基本特征：相对稳定,新的最优化状态,具有长期性。从社会层面上分析,要素极大扭曲、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人均差距等社会问题约束了经济增长,解决非均衡状态,进入公平增长,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速兼顾公平的增长方式是新常态的内涵。
武汉大学《经济评论》主编叶初升教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认为,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结构发生调整,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低速,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出口转向创新;内在原因为,从贫困陷阱出来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结构问题、技术问题,经济发展出现停滞,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三）增长路径
徐洪才教授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应该把握三大红利：对于技术创新红利,需要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国有企业的短期投机行为;对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应提高人才红利;对于全球化红利,人民币需要加快国际化,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彦斌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习惯于没有高速增长的模式,区分潜在增长与长期增长,适应工业化被服务业取代、消费模式取代投资模式的格局,吸收国际经验,应对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在新常态下的挑战。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庞明川教授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新做法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在世界范围内,结构性扩张,需求管理,量化扩张,供给扩张。
周文教授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新常态下的增长路径如下：第一,市场化改革。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要素价格扭曲,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才能纠正。但是要素价格也不能全部市场化,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就不能完全市场化。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我国的新常态下,突破了主流理论,强调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包容性增长。衡量增长的指标,不再是量,而是包容性、公正性。突破点为：土地改革、农地归农化、新农村建设、解决土地财富流转等。第三,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不再,应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缩小城乡二元户籍待遇差别,用人口结构优势替代人口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编辑部宋志刚主任认为,应该对新常态的内涵界定清楚,允许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调结构,让低效企业退出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教授分析了新常态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认为经济发展30年为一个周期,1949-1979年是红色政权的经济政策,1979-2009年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占主导。在新常态下,应该吸取60年的经验教训,将新的经济增长点着眼于以下三点：第一是被忽略的农村经济,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是新增长的技术突破点为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第三是将过去的拼规模、拼技术的线性力学式增长方式,转化为追求内部协调,技术、制度创新的细胞分裂式增长方式。
赵果庆教授认为,实现新常态的目标关键是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推行新型城镇化作为GDP增长的新动力,而不是规模扩张,注重质的提高,大幅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新常态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方式
（一）货币政策
肖卫国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第一,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目标多,效果不明显,在新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不堪重负,货币政策负担调结构的重任;第二,常规货币政策应对稳增长、保就业的有效性不足,其中表现在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有效性不足,降低存款准备金的主动性不足。肖卫国教授认为在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应该做以下选择：第一,短期结构化货币政策非常规化,利用数量工具、价格工具,定向精准支持,定向降准,支持小微企业、三农企业,构建利息走廊,降低融资成本,以时间换空间,全方位多方向改革;第二,构造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造市场主体,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消除利率洼地,厘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疏通信贷资金与实体经济的通道。
（二）国际贸易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卓教授从国际贸易视角阐述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新常态。李卓教授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持续20年,过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广泛性和系统性不足,在新常态下,应该继续延续以前的思路,着眼于内部,体现比较优势,重点在技术进步、内源性研发,内生于自己内部的创新。应该审视新常态,谁是主体,目标如何定位,有哪些可选择工具。过去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赶超型的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贸易对外扩张可以沿着过去轨道,将产能向外输出。要全方位深化对外开放,保持扩张型外贸,吸引外资,对外投资要考虑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在新常态基础上求得新发展。
（三）资本市场
武汉大学《经济评论》罗琦教授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了新常态下的挑战。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存在粗放型投资、低效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和谐等问题,资本市场的高资金成本与低回报不匹配。在新常态下,需要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促进利率市场化和投资安全。
（四）劳动力市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黄荣清教授从人口研究角度,探讨了在新常态下应该重新审视人口增长问题,对户籍问题、城镇化、土地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经济》编辑部方志主任认为,在经济新常态这个框架下,人口研究应该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性思维,二是调整性思维。适应性思维是指人口对新环境的适应,当前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真实的劳动力供给从一头一尾都在减少。一方面是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参加劳动年龄后移,另一方面是提前退休问题,10%的男性提前退休。人口红利消退,在拐点出现后,超低的生育率加速老龄化进程,流动人口劳动力进行代际转换,由于利益诉求方面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新问题。调整性思维是指面对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变化,政策调整的灵活性。第一,对劳动力数量,不再唯GDP,新的考核制度是就业优先。第二,对于人口政策,调整要连续性,“单独”只是过渡性政策,“二胎”政策会全面放开。对于退休年龄,现行政策对性别、身份存在歧视,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会不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有待研究。第三,制度环境的优化。对小城镇优先改变,促使劳动力回流,减少区域经济落差。第四,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引导劳动力流入。第五,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没有突破瓶颈,应有效地控制大城市人口。第六,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提升、产业的区域转移,将影响劳动力流向。第七,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未得到突破,政策调整应该提高人力资本。
四、相关研究选题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主任陆蓉教授从学术期刊角度,列举了学术期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所关注的选题,如经济增长出现换挡期、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要素约束、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人口结构变化、城乡结构变化、多个经济带的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的研究、经济监管与手段、经济调控管理模式、财税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效率、跨领域监管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对本次会议总结发言,认为学者的讨论加深了对新常态的理解,大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常态的内涵,对如何实现新常态,提出了各种设想,具有启发性。本次会议为学术期刊与学者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学者需要好的平台发表学术见解,期刊需要好的作者提升期刊影响力,这种交流互通的会议很好地实现了双赢。     

中国转型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 问题与对策探讨——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由《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与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会”于2012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广西桂林市隆重举行。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白晓军教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经济学动态》主编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室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许建康研究员、《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副主编兼社长李海舰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主持开幕式。本届论坛收到来自全国110余篇征文,入选会议的论文有55篇,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近6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主持了大会的主题演讲。杨春学、许建康、郑红亮、李海舰、方福前、刘俊杰等学者围绕转型时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城市经济发展等热点问题发表主题演讲。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奇岸教授主持了“名刊主编读者交流会”,《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著名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和交流。在6月30日下午 “分组讨论”单元的5个分会场,与会代表围绕转型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报告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原因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红亮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市场化过程在总体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对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自然的逻辑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弱化地区差距问题。可是, 地区差距的扩大又和政府本身的行为有关,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政府治理地区不平衡的经济政策似乎也缺乏相应的效果。尤其是如果政府干预并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则这种负效果更为明显。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黄新飞副教授将中国28个省区按照地理接壤原则配对成125对邻近省区样本,采用1993-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GMM估计,其研究结果显示：实现中国省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总体上可以显著地提高省区经济增长潜力,其中完全一体化对省区经济增长潜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李晓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则相对滞后,这种区域非均衡发展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非常奏效。而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区域非均衡发展使得中国区域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宏观政策失灵以及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等,这将拉长中国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及其研究生朱玉鑫分析了2000-2010年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省际影响,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存在;本地区每增加1%亲贫式支出会带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范围大致在02%~1%之间,邻近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 1%会带动本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升 07%左右;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效果优于最小二乘估计效果,空间滞后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詹新宇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市场化激励因素并对其进行扩展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但其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市场化激励机制环境的影响;市场化激励程度的提高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市场化激励的人力资本产出效应及其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李颖博士运用2001-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统计数据,结合统计年鉴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期宏观数据,对市场扭曲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结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结构不合理,对国有、私有、外资企业经济增长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分区域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合理性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区域性差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东西部区域投资规模过大、中部投资规模不足但互动效果较好。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钟一鸣发现在空间上,造成并加剧中国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二元结构,进而在产业上,边缘区的第一产业不能充分利用核心区的第二、第三产业得以发展,同时阻碍核心区的第二、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以及生态循环受到破坏。二、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探讨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曾鹏和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周永生综合运用地理软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空间模型,对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人口等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标的重心空间演变路径进行测算和比较,总结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重心的空间变化规律,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并得出了中国正在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世界经济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的结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张可云教授和易毅博士认为,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五年规划”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高位平稳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地“十二五”规划反映了地方政府借助集聚区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但是市场机制、地方政府集聚区发展战略和配套政策循环体系对集聚区和集聚阴影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均产生影响。因此,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应该是招商引资、培育产业集群、推动转型升级的“引-育-转”体系,该政策体系以土地、财税、投融资、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政策为干预工具。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冯志峰副教授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等。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廖文林从经济分权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利用政策实施所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的特点,使用面板数据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经济分权改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政策实施前,县域经济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91个百分点。检验结果表明,湖南省2004年至2005年间实施的经济分权改革,在扩大县级政府权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和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郇教授基于铁路货运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省际区域贸易模式。采用1985-2008 年间中国省际双边铁路货运贸易数据发现,省际铁路货运贸易模式是,各省的铁路货运贸易以本省及周边市场为主;在跨区域贸易上,铁路货运一直从内陆净流向沿海。这种省际贸易模式根植于省际铁路货运,同时具有内需导向和外需导向。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澈元教授以“两岸经济区”为例,研究了一种特殊一体化经济区域的治理。认为“两岸经济区”治理在本质上体现为两岸借助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引导台湾民意,把握两岸与国际主要大国的关系律动,通过交流、合作、协商,将两岸关系从经济一体化推进到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岸关系将分别以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形态继起与并存,而且“两岸经济区”治理的路径将呈现“消极治理-积极治理-创造治理”的演进轨迹。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龚静结合各地政府在地方“十二五”规划中对服务业发展的承诺,提出了中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可能偏好于“大政府”的假设。通过利用31个地区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的确是偏好于“大政府”的行政力量,并且政府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和明显。三、对中国部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姚益龙教授和刘晋华博士以广东为例,提出附带高新技术的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仍将是一定时间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动力。强调政府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推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过渡都应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和基础上进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燕博士以后发经济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为研究实例,定量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上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程度。发现不同尺度上的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是不相同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三维要素禀赋不同组合产生的耦合作用是后发经济区自生能力培育的发展过程,并引导了后发经济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窦开龙在对地方性、特色资源和市场竞争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形象设计应突出和谐要素、多元文化要素、民族廊道要素,定位为“大美廊道,多彩家园”,进而在人地、人人形象方面进行设计,采取多样化模式进行营销。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苏方林教授及其研究生孟瑞海测算了广西、云南、贵州这三个地区1993-2010年的农业碳排放量,并据此分析桂滇黔地区碳排放结构特征及区域间的碳排放差异。结果表明农业经济水平因素是促进农业碳排放的共同因素,农业结构因素则是抑制因素,同时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农业能源强度、农业结构、农业能源效率、农业从业人口、农业经济水平、农业能源价格存在长期稳定的内生经济关系。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胡恩生副教授集中研究了厦门市的主导产业选择问题。2010年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行政辖区,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厦门市政府以旅游业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核心来打造,然而发展旅游业与工业存在的矛盾导致厦门市产业发展方向存在争论。他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厦门市主导产业再选择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最后得出各产业的综合排名。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挺副教授认为,由于地区信息化的落后,导致了中原经济区的整体相对落后,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进一步制约了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为此必须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快中原经济区信息化的进程,以信息化的发展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产业化的发展,扩大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实现城乡一体化。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孙启明教授、副院长宁连举副教授认为大北京经济圈应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布局的科学原则,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强势手段,努力构建京津冀归一的管理体制和包容京津冀、陕晋蒙、鲁豫辽九省区的大北京经济圈;并在大北京经济圈内实现以北京总部经济和科教文卫及高端服务等智慧产业为龙头的星形辐射产业链和网格化叠加的产业布局,使未来的大北京真正成为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全球城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石腾超认为,随着城市与地区发展的深入,“去工业化”进程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产业升级与调整的必经之路。目前,北京也处于“去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他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市的工业发展状况与“去工业化”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借鉴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为北京市的“去工业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厦门大学会计系博士研究生贺琛和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毓敏认为,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各国的税收协调能有效约束有害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他们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前提下,以中国-新加坡的税制分析为例,提出了加强中新两国经济合作中税收协调的现实策略。贺州学院黄河东讲师运用城市生态位的评估方法,确定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位及其特征,并从生态位分离策略、生态位扩充策略、生态位共生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建议。四、对中国区域经济与管理创新的探讨中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熊勇清教授及其研究生冯韵雯提出了基于熵权法和聚类分析法的企业经营绩效的地区差异及变动性测量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同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视角对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性和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十一五”期间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总体呈“阶梯形”分布并且各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均有较大的波动,但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张天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张李良博士认为,创新是管理的灵魂,是经济的驱动力;管理中有创新才是真正的管理,经济中有创新才能持续发展;创新寓于管理和经济之中,从创新的领域研究管理即为管理创新。按物质形态划分,创新可分为硬创新、软创新、巧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固然离不开硬创新,但更需要软创新和巧创新。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劲波教授及其研究生蔡成凤运用VAR模型对广西创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创业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从长期看,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持续的双向促进效应,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经济增长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陈传明教授、博士研究生黄金鑫和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奇岸教授构建中高层管理团队界面与企业竞争优势作用机理模型。重点论述了界面的功能,界面作用过程中中高层管理团队的角色行为、相互信任等对异质性信息与资源获取、整合和应用的作用机理,以及对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影响机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提升和持续。安徽铜陵学院李华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孙茂竹教授以中国沪深股市发行的A 股信息技术业和机械制造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板块无形资产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受各成本要素价格上升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同区域A 股信息技术业和机械制造业公司无形资产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不相同,且这两个行业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程度也不同,并发现以主营业务利润或营业利润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可能存在差异。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成功举办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和兰州商学院共同主办,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承办的"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于7月13-14日在兰州成功举办。《光明日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科技与管理》、《甘肃社会科学》、《开发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及四川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浙江财经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青海大     

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 ——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

按照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有关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但是，由于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第一种机会窗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大量地出现了，那么，这是否有追赶成功的可能呢？本文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认为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模式无法承担起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重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仍然试图通过“第一种机会窗口”即继续沿袭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应对新工业革命。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亟须重大变革。     

对外贸易差额结构 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对外贸易的差额结构来展望“十二五”纲要中提出的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前景。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是伴随着高耗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而实现的,中国外向型制造业的附加值很低,无法真正实现从根本上提升技术水平的目标。中国的产成品过于集中地出口到美国和欧盟,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为完成“十二五”纲要中的发展目标,实现内外平衡的经济增长新模式,需要调整目前的贸易差额结构,既要努力实现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又要注意出口流向多元化,并且从根本上促进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在依靠国内市场的同时不能放弃对外贸易,并力争做到二者的协同发展。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与新进展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文献对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过程及新进展,主要包括负利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负利率与资产价格关系,“零利率下限”和“负名义利率”。作者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指出了下一步研究可能的方向。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 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中国“货币超发”： 判断标准、成因及其治理

2013年10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达到107万亿元,与GDP之比接近200%,M2/GDP也被广泛用来佐证我国货币已经超发的论点,但简单地将M2与GDP相对应,论证货币超发缺乏严谨的理论依据与逻辑结构,对经济变量的解释力也不足。从IS-LM模型分析发现我国高M2/GDP的症结不在货币量的多少,而是货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效率偏低,关注的重点需要从“货币超发”转向为货币政策创造制度环境,解决的途径也不在“堵”而在“疏”。     

承接产业转移视角的区域协同创新机理分析——兼论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路径创新

企业、高校、政府和技术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相互配合与作用的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是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其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体现.除依赖政府推力外,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还需要通过区域创新提升自身的能力来产生“吸引力”.区域创新能力不强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和承接产业转移效率低下的重要内在因素.利用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的外来创新能量,再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与联系,推动地区创新能力的发展,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可以将这两种力量合二为一,从而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 支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592个国定扶贫县的考察

本文以国定扶贫县为研究对象,并细分“老、少、边、穷”四个地区,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财政支出行为变化的影响。文章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系统GMM法,详细研究了各类转移支付以及增量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既有支出格局下并没有特别偏向某类财政支出。这说明国定扶贫县可能为保住“贫困县”帽子,转移支付被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支出以及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承接产业转移视角的区域协同创新机理分析

企业、高校、政府和技术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相互配合与作用的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是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其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体现。除依赖政府推力外,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还需要通过区域创新提升自身的能力来产生“吸引力”。区域创新能力不强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和承接产业转移效率低下的重要内在因素。利用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的外来创新能量,再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与联系,推动地区创新能力的发展,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可以将这两种力量合二为一,从而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     

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镇化进程中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迅猛,国家紧密部署的城镇化组合新政、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政策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一轮人口落户西部城市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需要解决。西部地区应抓住难得的机遇,直面挑战,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发展、财政政策调整和落户政策保障等措施,为推动区域城镇化发展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金融体系制度性顺周期机制： 理论与实证分析

内生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属性会显著放大经济“繁荣-萧条周期”并导致金融不稳定，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启示之一。与传统文献关注金融体系“自身行为顺周期效应”不同，本文聚集于“制度性顺周期效应”，从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制度以及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三个典型事例切入，对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顺周期机制进行系统阐述。结果表明，根植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中间的制度性正反馈机制与经济波动程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区域经济国际化: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呈现出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除了制度层面上的差异以外,还表现在区域开放路径上的差异^[1]。随着体制因素影响的趋弱,区位特征、资源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