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本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合2006—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发挥减贫作用。（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服务渗透度的提升对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包容性金融发展可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作用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作用于贫困。（3）稳健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农村减贫的贡献表现出较大不平衡性。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应持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以更快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其次，要继续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金融 服务均等性，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优势；最后，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注重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效率发展两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以及中间渠道。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无论是从金融规模发展角度还是从金融效率发展角度去分析,都证实了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融效率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地高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且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通过引入衡量金融发展缺陷程度指标（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证实了中国金融发展体系效率低下。民间金融发展具有TFP增长效应,且民间金融发展TFP增长效应要显著地大于正规金融发展的TFP增长效应。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信息化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1979—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测算了1979—2014年中国分行业ICT资本存量、非ICT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发现：（1）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当信息化与国民经济中的资本深化相伴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信息化的贡献越大。（2）市场化程度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信息化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从而显著增强信息化对TFP的积极影响。（3）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越大。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加大ICT资本投入、促进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诸多互补性条件的配套实施，进一步提升工业化水平，扩大机器设备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培养是充分发挥信息化积极作用的基础和保障。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区域差异重要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全国层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三个样本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及其中间渠道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区域因素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

对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对产业增长的影响有着类似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城市化对产业生产率增长的技术效应和要素重置效应都有贡献。这表明,城市发展对产业增长形成了要素的集聚效应和重置效应,促进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但工资成本的上升不利于产业生产率的增长。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分析

利用2004—2020年中国11大军工集团财务报表数据，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运用LP方法计算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增长率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但低于高技术产业增速，说明国防工业技术进步比较明显，但进步速率还不够高；各细分军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比其它军工行业高。收敛性分析表明，国防工业中，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企业对较高企业具有追赶效应。建议军工行业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扶持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行业，促进军工行业协调发展；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促进先进民用技术转军用。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研究——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省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驱动。基于Malmquist指数测度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得益于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P）的增长,1998～2009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8%的速率增长。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两者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滞后1到3阶时,金融发展是全要素生产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关系与实证*

本文从空间角度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设计产业结构空间相似性、辐射效应的测度方法,并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基础上设计产业结构演化模型,来研究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空间相似度、空间辐射效应以及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制造业产业结构出现了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四个优化省域,并以四个优化省域为中心,形成了四个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板块,且中心省域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带动了周边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影响及辐射效应明显。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影响因素模型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依赖关系明显,并且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趋于优化;同时本文发现R&D投入也是促使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结构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后危机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 SV 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县域视角下的贫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系统GMM方法的再检验

本文以内生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引入贫困因素进一步识别区域金融与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将实证对象细化到县域层面,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贫困与非贫困县域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信贷层面上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普遍存在,而储蓄层面金融发展的效应则存在地区差异,非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无关,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本文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和区域信贷创造理论更适于解释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贫困县域储蓄的负效应是本地储蓄外流和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果,与我国银行业跨     

影子银行规模变动的金融资产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所构建的TVP VAR模型，检验了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变动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影子银行规模的增加对商业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房地产价格、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具有正向冲击。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经济系统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对影子银行规模变动的冲击响应具有时变性。由于信息传导需要时间，因此影子银行规模变动的溢出效应具有时滞性。因此，应规范与引导影子银行的发展，在发挥其配置金融资源功能的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股权金融市场、增长方式选择与平衡增长：传统与新兴部门视角*

为探究股权金融市场对增长方式选择和平衡增长的影响，本文基于传统与新兴部门的差异，构建动态理论模型并利用“Simulink”技术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理论分析发现股权金融市场效率对平衡增长具有增长效应且存在门槛条件，效率高于门槛值时股权金融市场发展将提高平衡增长率和创新贡献率。总体上，发展股权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平衡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但东、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发展股权市场可以加快东部地区创新型增长而对西部地区没有显著作用。     

Growth and risk at the industry level: 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on growth and volatility at the industry level in a large sample of countries. We estimate the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on production, employment, firm entr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order to overcome omitted variables concerns, we employ a number of alternativ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 strategies. We implement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lgorithm to find a control group for each liberalizing country. In addition, we exploit variation i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o obtain an alternative set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s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growth and volatility of production across industries. The positive growth effect comes from increased entry of firms, higher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n expansion in total employment. By contrast, we do not detect any effec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on measured productivity. Finally, the growth effects of liberalization appear temporary rather than permanent.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信贷供给*——基于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不同的银行特征会对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运用2001-2015年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随后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差异。经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非国有控股银行传导,并引起不同资产负债表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异质性反应。银行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越不敏感。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显著降低,高资本充足水平的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有控股银行信贷供给调控的效率更高。     

融资约束视角下的运营资本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产业和总需求分析框架失灵。本文从供给侧动力和非正规金融入手，研究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运营资本的关系。本文利用1999—2013年非上市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运营资本对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但是，这种关系只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成立，对国有企业并不成立。本文进一步引入融资约束机制，论证了运营资本是中国非国有企业突破融资困境、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金融中介。       

Inflation and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This paper re-investigates whether there exist inflation thresholds in the finance–growth linkage. By applying the Caner and Hansen's (2004) instrumental-variable threshold regression approach to the dataset of Levine et al. (2000),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of a nonlinear inflation threshold in the relationship, below which financial development exer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above which, the growth effect of finance appears to be insignificant. Furthermore, we also fin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productivity for inflation rates below the threshold level, but no such relationship is detected for inflation rates above the critical level.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finance influences growth mainly through the productivity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