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法律保护的评价研究

证券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股东和债权人的法律保护程度.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的评价一方面有助于投资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企业关注投资者保护,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公司绩效.本文从国家、地区和上市公司三个层面,对投资者法律保护评价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尤其探讨了国内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从而为建立和完善投资者法律保护的评价体系提供参考.     

法律保护、行政治理与地区融资

本文分析了我国各地区法律保护水平、上市公司发生丑闻频率对该地区获得IPO融资机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法律保护水平越高,越容易获得IPO融资机会,而上市公司发生丑闻越多,会减少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企业获得IPO的机会。本文的证据表明,在新股发行制度中,证监会的行政治理手段仍然发挥着弥补司法力量不足的替代性作用,但这种影响正在减弱。     

制度环境与地区信贷资金流动——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山东省64个县为样本,考察了法律保护、法律执行及信用环境对地区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法律执行、信用环境在不同法律保护水平下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法律保护对地区信贷资金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法律执行效率高、信用环境好的地区会有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入和更少的信贷资金流出。分组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影响资金流入方面,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保护和法律执行存在互补关系;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差的地区,信用环境对资金流动的作用相对较大,表明信用环境与法律保护存在替代关系。     

制度环境对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对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选取地区市场化程度、法律保护、政府干预以及社会资本水平作为制度环境因素解释变量,以盈余管理水平和会计信息披露评级作为会计准则执行效果的替代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律保护越好、政府干预越少、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则该地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从而会计准则在该地区的执行效果就越好。     

“股权质押新规”能抑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吗北大核心

本文以“股权质押新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场景,研究“新规”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规”通过降低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规”对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治理效应;扩展性研究表明,“新规”能够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研究为“新规”实施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同时对监管层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角色的转变与功能的变革--中小股东与公司治理的文献回顾

国外目前对中小股东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可以基本归类为公司管理者滥用中小股东投资、大持有者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中小股东法律保护系统等几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相关的文献也提供了如何完善中小股东治理的方式和经验,这对于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省直管县改革与区域空气污染——来自卫星反演数据的实证证据

从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角度探讨如何推进环境污染治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理论上来说,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能够通过简化政府治理级次来改变政府治理效率,影响诸如环保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本文采用卫星反演的PM2.5数据检验了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县级区域空气污染的变动趋势。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水平,“强县扩权”改革则显著加剧了地区空气污染。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均支持上述结论。机制检验发现,“财政省直管县”主要体现为财力保障水平提升导致的治理变化,而“强县扩权”则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改变导致的空气污染治理变化。总之,单纯的政府级次减少可能并不必然利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良好的财力保障为地方污染治理服务提供了支撑,竞争行为变化带来的改革效应则会受到政府对环境污染重视程度的显著影响。     

投资者保护、关联交易与公司绩效——来自长三角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09年长三角地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投资者保护为切入点,分析投资者保护、关联交易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董事长来源于控股股东的公司关联交易明显多于其他公司,总经理来自控股股东的公司关联交易不明显,关联交易与投资者保护程度负相关,投资者保护程度与公司治理正相关。     

省直管县改革与区域空气污染——来自卫星反演数据的实证证据

从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角度探讨如何推进环境污染治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理论上来说,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能够通过简化政府治理级次来改变政府治理效率,影响诸如环保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本文采用卫星反演的PM2.5数据检验了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县级区域空气污染的变动趋势。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水平,“强县扩权”改革则显著加剧了地区空气污染。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均支持上述结论。机制检验发现,“财政省直管县”主要体现为财力保障水平提升导致的治理变化,而“强县扩权”则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改变导致的空气污染治理变化。总之,单纯的政府级次减少可能并不必然利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良好的财力保障为地方污染治理服务提供了支撑,竞争行为变化带来的改革效应则会受到政府对环境污染重视程度的显著影响。     

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7~2011年深沪两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照公司治理的构成要素将公司治理划分为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研究公司治理两大机制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能够显著抑制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业相对公司治理水平和地区相对公司治理水平与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同行业、同地区中公司治理(监督机制、激励机制)水平高的公司非效率投资水平更低。     

行政性信用监管的法治应对

推行以信用为基础的行政性信用监管是加强和规范监管的一项创新型制度。它主要采取行政性信用裁决对市场主体守信或失信行为实行激励或惩戒,通过综合性信用风险评估对其市场活动实行分级分类监管。相较于传统的监管方式,分级分类监管更有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但这种行政性信用监管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都有可能冲击既有的法律护栏,由此招引合法性风险。因此,需要建构符合其监管目标的法治规则,在法律原则的约束下,实现与政府治理机制的有效衔接,把单一主体的封闭式监管提升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开放式监管,从而让其找到正当的应用场景和自我完善的合适土壤。     

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的价值证成与制度构建

为信用执法相对人提供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全方位、多层次权利救济体系是信用法治应有之义。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事后性弊端使得其对信用执法相对人重大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亟须构建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具有契合法治理念、满足依法行政要求、弥补行政救济漏洞以及适应法律全球化趋势等多重价值。构建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需要更新行政法相关理论,理性应对行政诉讼制度困境,提升司法适用能力和水平。     

IPO注册制下发行人与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发行人与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面临新挑战。统计发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大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故意欺诈有关,建议在制度设计与监管执法方面强化对“首恶”的追责,并探索中介机构过错大小与责任承担相匹配的法律路径。中介机构之间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划分,应综合多维度指标,按照过错程度与导致损失的原因力大小确定责任份额,并厘清第三方主体间接导致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从中介机构、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三方面提出对注册制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风险防范与政策调整建议。     

俄罗斯行政垄断规制问题比较研究

俄罗斯保护竞争法对行政垄断有专门定义,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广泛,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行为种类有单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之间及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行为,有作为也有不作为。俄罗斯反垄断署有立法、司法及行政执法权,能调查、审理并处罚行政垄断案件,且为行政垄断设置了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制度,规制行政垄断执法效率高、成本低。我国应重新界定行政垄断及其表现形式,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完善行政主体法律责任,建立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以实现《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央行履职视角下我国征信业管理热点问题分析

随着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创新场景的不断涌现和市场对征信服务的需求日益高涨,征信市场出现的新业态、新形式、新需求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与管理职能的履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挑战主要表现为企业征信机构违规经营、征信系统“曲线接入”并引发投诉、征信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有待提升等。基于此,从履职视角提出如下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应继续强化“建立覆盖全社会征信系统”的目标定位,以信用立法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征信机构评级活动的依法合规,强化征信业务活动的真实性监管,依法提高接入机构的广覆盖,以内控为抓手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会计师事务所虚假陈述行政法律责任研究

会计师事务所被誉为证券市场的“经济警察”,其对被审单位审计报告关系到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会计师事务所在证券市场的虚假陈述行为不仅破坏了金融市场秩序同时还会引起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因此《证券法》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虚假陈述时因承担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行政责任的认定往往是民事责任的前提,就我国目前实践而言,行政责任的认定存在诸多不足,注册会计师基于其专业性及公众的合理信赖而对审计业务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法律要求注册会计师在从事审计义务时要勤勉尽责,故细化勤勉尽责义务、完善行政责任构成要件是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虚假陈述法律责任的重点。     

会计信息不实的行政法律规制研究

1929年-1933年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会计信息不实孕育的“恶果”,证明会计信息不实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把不实会计信息的状况限制在低水平,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防止信息障碍累积,构建有效经济社会信用体系,避免经济发生重大病变,需要实施全过程一般会计信息问题的有效行政法律监管。如何实施会计信息不实的行政监管,关键是从操作层面完善现有行政法律规制内容.     

Does legal protection affect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a’s stock market

We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firms derive value in areas with higher legal protection by studying how the difference among regional legal protection levels affects capital market reactions to firms receiv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rket reaction to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nouncements, and the effect is attenuated by non‐state ownership. Furthermore, we find evidence of higher e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Do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 legal system matter?

We ble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financial structure/legal system literature streams to study whether firm performance is enhanced when its governance structure embodies the demands of the host country’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legal system. Using a sample of 1736 unique firms representing 22 countries, we find that the joint effect of a country’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legal system does matter whe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 given country.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firms operating in the market/common combination countries tend to command higher market valuations than firms with a comparable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at operate in the bank/civil combination countries.     

美国金融科技最新立法监管动态及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但同时也因其“空白型金融创新”的特质给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带来严峻挑战。美国在金融科技的立法方面,强调“建章立制,立法先行”,创制法律规范具有前瞻性;在监管方面,秉持“负责任的创新”的监管理念,创新监管范式,力求实现金融创新与合法合规之间的动态平衡。我国可合理借鉴美国的立法和监管经验,加强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和立法建设,创制新的专门性立法,构建有利于金融科技发展的监管协调机制,研究以行为监管为导向的监管范式,构建包容性监管制度,探索完善中国式“监管沙箱”机制,最终建构“技术驱动型”的金融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