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监管沙箱”的运作机制及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启示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监管滞后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如何兼顾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成为各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共同难题.作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于2016年5月首创“监管沙箱”政策,旨在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安全的“监管实验区”.在分析“监管沙箱”的运作机制和积极作用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监管沙箱”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借鉴意义,提出应通过建立“沙箱”测试机制、实行创新产品干预、营造公平竞争的监管环境等措施,实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英国“监管沙箱”的运作机制及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启示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监管滞后等问题也逐渐显露.如何兼顾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成为各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共同难题.作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于2016年5年首创“监管沙箱”政策,旨在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安全的“监管实验区”.本文在分析“监管沙箱”的运作机制和积极作用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监管沙箱”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借鉴意义,提出应通过建立“沙箱”测试机制,实行创新产品干预,营造公平竞争的监管环境等措施,实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好的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     

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化解与监管体系创新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伴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规制缺失带来的潜在互联网金融风险日益突出,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基础上迫切需要提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思路。本文在深入分析我国互联网金融亟待化解的三大突出风险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发达国家在鼓励和开放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和差异化监管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举措,并从处理好"必须"监管与"必要"监管关系,实施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监管方式,构建登记注册、信息披露、资金托管三大监管底线,运用好互联网金融科技属性四个方面,提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才能有效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管对策。     

对金融科技监管的认知:变化、差异与方向

金融科技监管在全球范围内尚无统一认知,本文从重大事件、对金融科技的需求偏好以及技术冲击三个变量出发,观察了学术界与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科技监管的认知变化,对比了美国、英国与中国的认知差异。研究发现,2016年以前,主流认知认为金融科技监管与金融监管并不相同,监管自治、创新与监管平衡、金融科技的特殊风险被用来解释金融科技监管的独特性,但各方在解释层面并未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所开展的金融科技监管实践,却表现出与金融监管相同的特点,并没有脱离宏观审慎、微观审慎与行为监管三位一体的金融监管理念框架,其中中美两国重视金融科技的宏微观审慎监管,英国则侧重金融科技的行为监管。2016年以来,以监管科技为首的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快速发展,导致金融科技监管呈现出越来越不同于传统金融监管的特征,被视为是修正认知并影响监管实践的重要力量,其中英国强化了监管科技即金融科技监管的认知,继续探索有别于传统监管的监管工具与监管科技创新。美国开始重视金融科技的特殊性,在功能监管的框架下创新金融科技监管。中国则强调对金融科技的宏观审慎监管,探索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对监管的赋能。     

金融科技背景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科技创新驱动绿色金融发展是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将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文章探讨了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旨在将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进行深度融合,针对绿色金融存在的现实问题和监管不足,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框架,提高监管效率,并探究“监管沙盒”机制在平衡金融监管与创新中的作用,最后对如何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雄安新区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创新模式

中发〔2018〕35号文件明确提出了雄安新区建设“高标准、高技术含量的雄安金融科技中心”的定位。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正极大影响金融市场格局,快速驱动金融服务创新和变革,对金融监管有效性和创新手段提出更高要求。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基于雄安新区金融科技发展和监管现状,结合金融科技监管面临的问题,提出设立金融监管机构、构建以金融信息安全为核心的监管综合体系、打造市场化差异化监管功能体系以及健全金融科技发展保障体系等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合作的法律思考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入,三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三地监管体制存在较大差异,香港是分业监管模式,澳门是统一监管模式,而内地是协调监管模式。在此背景下,大湾区开展金融监管合作面临监管模式选择、金融监管协调、跨境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和数据信息流动等重重障碍。基于此,有必要探索完善中央—地方多层次协作体制、政府—社会共同治理方式和立法—司法—执法多维合作模式,多维度创新三地金融监管合作的路径。同时重点着眼于创新金融监管合作的模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跨境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深化三地金融监管的合作,为大湾区金融发展保驾护航。     

略论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法律制度构建

金融科技正深刻改变着金融行业的生态格局,"监管沙盒"作为金融科技创新的测试工具,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的同时能有效地把控金融科技创新所隐含的风险。中国特色监管沙盒法律制度构建应基于现有"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体制框架,与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及法律制度相衔接,在监管主体、监管思维、测试申请主体及权利保障、测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制。     

监管科技的发展挑战与中国选择:基于金融科技监管视角

金融科技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也带来了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的变化。在金融科技创新、风险与监管的内在逻辑下,监管科技犹如“创新之帆”下的“灯塔”,历经了三次发展演进:从加强技术层的监管应用到监管数据报送的自动化,并进一步发展至以数据为中心的算法监管。全球监管科技发展背景下,尽管我国监管科技历经萌芽期与发展期,但是仍然面临着发展动能不足、监管理念落后、监管模式传统等挑战。我国可借鉴英国、美国与新加坡的监管科技发展经验,并结合本土化国情,构建起中国监管科技生态体系,转变监督理念,创新监管科技模式。     

英国和新加坡的沙箱监管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启示

金融科技创新加剧暴露了现行监管规则的滞后与失灵状态,如何在促进创新与有效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至关重要.英国在创新金融监管体制的探索过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创建了“沙箱监管”,通过主动合理的放宽监管规定鼓励更多的创新方案积极变成现实,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实现金融科技创新与有效管控风险的双赢.本文对英国FCA和新加坡MAS沙箱监管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我国实行“沙箱监管”提出制度构想,希望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创新模式,促进现代金融科技的发展.     

开放条件下信用评级市场发展及监管问题研究

自2017年起,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开始加速对外开放,我国信用评级市场间机构竞争格局必将产生新变化,信用评级水平必将得到有效提升。在开放条件下,我国信用评级监管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重点关注监管法治建设层级不足、金融安全风险、利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加快各地《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加强信用评级机构整合管理;强化声誉约束机制建设,发挥市场选择作用;构建多样化付费模式,缓解利益冲突问题;推动信用评级监管跨境合作,强化评级流程合规管理。     

监管沙盒:国外应用和本土化

金融科技已成为金融创新和监管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也给金融监管带来挑战。英国、印度等国相继推出监管沙盒。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在监管实施主体层面,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地方政府一起构建跨地区监管沙盒合作机制,实现普惠金融;在测试主体层面,以银行业为切入点逐步推广实施,积极引入金融科技公司形成协同效应,鼓励沙盒中的测试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金融消费者层面,需要搭建消费者数据共享平台,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未来,中国式监管沙盒需要构建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促进监管能动性的积极转变,实现金融科技与监管创新的协同发展。     

权力导向型监管:美国消费金融监管的经验与启示

权力导向型监管模式有利于矫正市场的力量对比失衡,建立长效稳定的外部监督机制。从金融消费者教育、市场环境净化和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变的现实需要来看,权力导向型监管具有正当性。美国监管经验表明:良好的消费信用监管与权威意志紧密相连,并以完善信用基础设施、监管科技和法律闭环为监管要义。中国消费金融监管面临着威慑有余、手段欠佳和监管滞后的现状。优化监管决策的信息供给、完善监管方式、创新监管出路等方式,有助于改良监管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程序,重构中国消费金融的监管格局。     

影子银行体系监管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改革问题前所未有地成为各国金融当局普遍关注的热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掀起了一场旨在规范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本文的研究表明,过度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监管的缺失是刺激美国影子银行体系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然而,危机过后,美国并未简单地采取抑制金融创新的办法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而是通过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以及提高微观金融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的办法,规范和引导影子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这种市场化的监管改革思路值得我们借鉴。从影子银行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及发展来看,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但全面强化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最后,本文认为,中国应当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探索现行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加强微观金融数据的收集与整合,完善宏观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金融科技布局、银行信贷风险与经营绩效——来自商业银行与科技企业战略合作的证据

商业银行通过布局金融科技进行的金融服务创新,已成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5—2019年323家商业银行与科技企业战略合作的数据,研究银行布局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其信贷风险与经营绩效。结果表明:(1)银行布局金融科技战略能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提高银行经营绩效;(2)银行布局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其自身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水平;(3)银行布局金融科技,通过降低信贷风险、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提高运营管理能力与拓展中间业务这四个渠道提高了银行经营绩效;(4)全国性银行发展金融科技使其信贷风险水平得到降低,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通过布局金融科技降低信贷风险的效果更强。同时,信用贷款比重越高的银行通过发展金融科技降低信贷风险、提高经营绩效的效果更加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商业银行顺势而为所进行的金融科技布局的微观经济后果,也为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Market and Political/Regulatory Perspectives on the Recent Accounting Scandals

Not surprisingly, the recent accounting scandals look different whe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litical/regulatory process and of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We do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 world in which either market or political/regulatory processes operate independently, and the events are recent and not well researched, so untangling their separate effects is somewhat conjectural. This paper offers conjectures on issues such as: What caused the scandalous behavior? Why was there such a rash of accounting scandals at one time? Who killed Arthur Andersen—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r the market? Did fraudulent accounting kill Enron, or just keep it alive for too long? What is the social cost of financial reporting fraud? Does the United States in fact operate a “principles‐based” or a “rules‐based” accounting system? Was there market failure? Or was there regulatory failure? Or both? Was the Sarbanes‐Oxley Act a political and regulatory overreaction? Does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 an ineffective regulatory model?     

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昭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为此,各国纷纷大刀阔斧地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而全面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与蔓延则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美国于2010年底率先提出了为金融市场构建法人识别码（Legal Entity Identifier）系统的这一方案。2011年以来,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构建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方案日渐成熟;2012年6月,＂二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不仅正式批准了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提交的构建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的草案,而且还提出力争在2013年3月基本完成该系统的筹建这一目标。构建全球金融市场法人识别码系统是后危机时代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以及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重大举措,其必将对全球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设计研究

本文旨在从设立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机制设计等角度,探讨如何识别有价值的创新、缩短金融科技企业的创新周期并及早发现和化解潜在风险等问题。本文发现,金融科技新业态更具有颠覆性创新特征,采用传统金融监管框架可能会抑制创新,而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是帮助平衡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的有效手段。建议参考中国香港的沙盒模式,设立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牵头、人民银行负责,协调银保监会与证监会具体执行的分业沙盒监管框架。     

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管理:现状、难点和立法路径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纵深化发展,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因其基础服务、系统性风险管理、辅助监管以及助力金融市场开放和营商环境完善等作用而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现代金融治理和推动金融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却存在监管分散、制度空白、支持宏观审慎监管不力等情况,各方在相关概念和标准、统筹监管、恢复与处置安排等方面难以形成法律共识。为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作用,完善制度环境,我国应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入手,明确其稳健运行所需的保障手段,完善统筹监管框架,有效衔接其他相关法律,并通过分步走的方式填补制度空白,提高立法层级。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