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武汉城市圈绿色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通过阐述城市绿色空间的概念和内涵,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角度,对武汉城市圈1997-2007年的土地变更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并通过计算土地利用动态度和洛伦茨系数、绘制洛伦茨曲线,揭示城市圈绿色空间数量变化和空间结构变化的特征。结果显示,绿色空间的主要用地类型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其中,耕地、园地、牧草地、荒草地逐年减少,牧草地变化幅度最大,分布最不均衡。最后提出了武汉城市圈绿色空间的调控对策,为武汉城市圈建设生态城市群、构建"两型社会"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与用途分区的差异比较研究——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有其产生的必然性;通过对因内外土地利用分区的相关研究,从分区内涵、目的、依据、类型等方面比较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与上一轮规划普遍采用的用途分区的差异,并对功能分区的内涵、特点及分区方法进行了研究;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进行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将泰安分为中心城镇区、重点开发建设区、风景名胜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等5个土地利用功能区,并指出了功能分区相比于用途分区在土地利用管理方面具有的优越性.     

基于格网尺度的密云水库区域“三生”空间功能测度与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为有目标地进行土地利用调整、科学合理促进区域生态景观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北京市密云水库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影像解译的1993年和2016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分析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和相互转换特征;在剖析土地多功能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的功能指数,从而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了"三生"空间的划分,并基于格网尺度揭示了研究区域"三生"空间时空变化规律。[结果](1) 1993—2016年密云水库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和水域,其面积变化以耕地、林地、草地和园地为主。其中,耕地和草地的面积减少,主要转换为园地;林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草地和荒土地;园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林地、耕地和草地;林地和园地之间相互转化的面积较大。(2)研究期间,密云水库区域"三生"空间相对稳定,生态功能一直是研究区域的主导功能,1993—2016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扩张,生态空间略有缩小;不同级别保护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与总体变化较为一致,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变化相对大。[结论]研究结果可以为精细化评估区域"三生"空间时空变化做参考,并能服务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利用及区域生态建设。     

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差异及驱动机制 ——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研究

研究目的:明确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序列DEA的SE-U-SBM模型、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结果: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偏低,存在空间不均衡特征且具有波动扩大趋势,空间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高(低)水平为邻能够提高本地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向上(下)转移的概率。地市空间尺度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政府财力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密度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研究结论:提升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应坚持绿色集约导向,从新型城镇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营商环境建设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系统推进,积极发挥土地利用效率领先城市的溢出和示范作用。     

基于土地利用结构分析的川中传统农区功能分区研究

[目的]川中传统农区地形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利用破碎而多样,通过定量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合理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对引导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精准实施差别化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选取四川盆地川中丘陵与川东平行岭谷区交界处的重庆市荣昌区为例,选用土地利用总体组合类型、土地利用程度、地类区位意义等指数定量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特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划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结果](1)2017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组合类型齐全,以种植用地和生态用地为主要用地类型,土地利用程度较高,整体功能较强。各村土地利用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辐射效应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区中部土地利用类型齐全,以建设用地为主,呈现出多种用地类型相间分布的特点;中西部和西南部土地利用专门化程度较高,种植用地区位意义突出,土地利用程度较高;东北部及南部生态用地区位意义突出,呈现出种植用地、生态用地交错的特征,土地利用程度相对较低。(2)依据土地利用空间异质性规律和研究区资源禀赋差异,研究区土地利用可划分为现代农业发展、城乡农旅综合开发、特色种养发展、生态林果培育四大主导功能区。[结论]针对土地利用条件复杂多样的川中传统农区,通过精准识别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实现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其研究思路和结果,可为新时期川中传统农区开展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大城市郊县改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因素研究——以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为例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对于实现土地资源最佳综合效益以及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利用2000年、2007年和2015年这3期TM遥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对济南市长清区2001年从郊县改为市区之后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化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长清区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从时间维度看,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在这期间也相对较大,其中,水域、林地、建设用地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他用地、草地和耕地呈现递减趋势。从空间维度看,土地利用结构变动明显,呈现明显的非农化趋势,耕地面积减少,城镇用地、交通用地等用地规模快速增长。另外受期内生态退耕政策影响,林地面积也持续增长。从土地利用类型转换角度来看,耕地是其他用地类型最主要的补给来源。最后主要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和自然因素四方面进行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化驱动力分析。     

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土地生态质量综合评价——以江苏省沛县为例

以沛县15个镇为评价单元,根据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土地生态特征,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土地利用的结构状态以及土地的景观生态特征三方面,共选取14项指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对土地生态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受不同资源禀赋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2010年沛县各镇的土地生态质量状况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等级差距,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面向新型城镇化的城市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析——城市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内涵初探

基于对城市国土空间概念特征的梳理和对国土空间利用、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剖析,将城市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内涵界定为:城市边界划定范围内国土空间的利用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利用结果,包括利用结构、功能、布局、强度等,对城市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目标的支撑能力。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评价标准应涵盖统筹协调、集约高效、生态文明、安全宜居、传承共享等五大方面。     

基于“源-汇”理论的山区农村居民点“三生空间”优化研究——以井陉县为例

本研究根据农村居民点以及太行山区县域“三生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源-汇”理论和MCR模型,从生态源地扩张和生产源地扩张的角度,依据“三生”功能构建阻力面指标体系,计算最小累积阻力面差,实现县域“三生空间”的划分和农村居民点分类整治优化。结果表明：（1）基于“源-汇”理论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在山区“三生空间”格局构建,农村居民点分类整治中具有相容性和可行性;（2）研究区以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优化区为主,生态空间占比59.5%,以生态功能为主,农村居民点分布中生产功能占比62.7%,以生产功能导向为主,因此,乡村整治要根据农村居民所处的主导功能分类整治;（3）乡村整治应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的生活、生产、生态功能特征,分类促进山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     

2000—2015年武汉市生态用地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生态用地是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创造美好人居环境的关键。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分析城市生态用地的数量和空间格局变化过程及其生态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用分辨率为30m的2000—2015年3期土地利用覆被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扩展综合指数、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转入和转出率、土地利用信息熵等地理计量模型、指标,开展武汉市生态用地时空变化分析。[结果]武汉市生态用地总面积减少,生态用地利用动态度较大,生态用地变化剧烈,其中森林、水体是转为非生态用地最多的地类,耕地是生态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生态用地转出多,转入少,空间分布广且零散。生态用地减少整体上围绕江岸、江汉、武昌等中心城区向城郊呈现"多→少"的扩散形态。黄陂区、江夏区是森林减少的主要地区,蔡甸、新洲、武昌是主要水体转出区。生态用地增加以新洲区、东西湖区的水体和黄陂区的森林为主。生态用地信息熵整体下降,生态用地多样性降低。[结论]武汉市生态用地的变化反映了城市扩张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景观格局的破碎度、城市内涝问题,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     

论生态幸福指数

生态幸福是人们能否从生态环境中得到幸福的一种价值判断,是对生态环境条件和现实状态的客观判断,又是对生态环境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生态需求反映了人们对生态幸福的客观认可程度,也是人们对生态价值追求的主观心理体现;生态供给是产生生态幸福的客观物质基础。生态幸福指数是衡量生态幸福感的标准。生态幸福指数可作为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系统的评价标准之一。生态幸福指标体系由一系列与生态幸福有关的,反映生态需求和生态供给,涵盖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方面要素的三层次指标构成。     

吉林省舒兰县水曲柳乡的景观生态建设

应用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在探讨景观生态建设一般途径和方法的同时,结合实际为吉林省舒兰县水曲柳乡提出可供实施的景观生态建设方案。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川西北沙化地区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目的]环境恶化,尤其是土壤沙化,已经严重制约了川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川西北沙化地区的生态补偿进行量化,有助于了解当地资源环境现状,对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方法]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全面统计该地区主要消费品人均消费量,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依据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数据,通过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参数测算该地区的人均生态容量。在此基础上,依据生态服务价值理论,对川西北沙化地区2011~2015年的生态补偿进行了量化。[结果]该地区2011~2013年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2011~2015年人均生态容量明显降低。总体来看,该地区尚处于生态盈余状态,生态状况良好,但生态盈余额逐年减少。[结论]该地区今后需要从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和缓解生态容量降低的趋势入手,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当地居民的节约意识,努力开发可再生资源,以维持川西北沙化地区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伊春国有林区生态安全动态研究

以伊春市2003～2008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伊春国有林区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伊春林区生态盈余较多,生态压力指数较小,处于安全状态,但是生态盈余度与生态压力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单个因子来看,草地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林地对伊春生态盈余的贡献率最大,剔除林地后的生态压力指数处于稍不安全状态。针对伊春生态安全现状,提出将生态足迹作为一种地方生态环境考核指标、通过合理规划来控制牧草地的开发利用、发展低耗能、低污染的绿色环保产业等建议。     

湘南红壤丘陵区土地生态安全测度评价--以永兴县为例

针对永兴县生态环境质量逐年下降的情况,在生态足迹原理的基础上,文章以永兴县为研究区,运用生态足迹方法评价永兴县2007年至2011年五年的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永兴县人均生态足迹远远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其中草地、化石能源用地和水域呈现严重的生态赤字。研究以为,综合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开发农田,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耕地的综合利用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体系,是生态安全前提下永兴县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基于生态足迹的甘孜州与内蒙古草地生态安全对比研究

甘孜州与内蒙古草地资源都十分丰富,都面临畜牧业的发展与草地保护问题,其生态安全都备受广泛关注.本文利用生态足迹评价模型,计算甘孜州与内蒙古1995-2008年草地生态足迹,并对其生态安全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甘孜州与内蒙古草地都处于生态不安全的状态,但由于人口、经济、城市化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导致甘孜州与内蒙古生态安...     

黑龙江省生态足迹分析

根据生态足迹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对黑龙江省2005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黑龙江省2005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525 hm2,而实际生态承载力为1.395 hm2,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为1.297 hm2,表明黑龙江的发展处在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明清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

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基塘农业、稻田养鱼、稻田养鸭、黄掠蚁防治柑橘害虫、植物农药防治害虫等生态农业，还延伸到近现代。本文还初步探讨了它们的现代价值。     

构建森林生态资源产权交易机制的理论探索

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引发了森林生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正、负外部性,进而导致森林生态供需失衡。通过构建产权交易机制可以消除由于外部性而引发的森林生态资源供需失衡问题。森林生态资源利益相关主体包括森林经营者、厂商和居民,将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赋予居民,由企业承担环境治理费用,将森林生态资源的收益权赋予森林经营者,采用污染者付费模式,借助产品市场所构建的森林生态资源交易模型,能够在交易成本最低的前提下实现森林生态资源供需均衡。森林生态产权交易成本包括创建成本和运行成本两部分,当森林生态资源产权交易的运行成本小于政府行政管理成本时,产权交易市场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对于任何一项森林生态资源来讲,在稀缺性、竞争性和排他性3种经济属性上表现出相应的适应性,是建立该项森林生态资源产权交易市场的前提。现阶段只有森林景观和碳汇两类森林生态资源的经济属性符合私有化产权交易的基本条件。     

武汉市2003年生态足迹研究

生态足迹模型是一种定量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模型,运用该模型对武汉市2003年生态足迹进行计算和分析,得到武汉市2003年的生态足迹为2.929555213 hm2,生态承载力为0.336233856 hm2,生态赤字为2.593321357 hm2,表明当前武汉市的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