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机制与效率评估——以深惠汕捷运为例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都市圈层面交通需求日益增加。都市圈高速铁路规划建设能促进城际社会经济联系,推动空间一体化。在交通强国背景下,如何创新都市圈跨市高速铁路供给模式,实施有效的治理体制,提升运营效率成为跨政区合作的焦点。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地方政府间合作,利用国家主导投资的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新增都市圈高铁服务——深惠汕捷运,成为都市圈高速铁路供给的新模式。深惠汕捷运是在厦深铁路的基础上增设区间服务,主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市交通需求。为此,以深惠汕捷运为例,系统研究这种新模式的融资过程、治理机制与运营效率,有助于理解都市圈层面高速铁路供给机制。研究表明,深惠汕捷运的本质是地方政府联合向国家购买高速铁路服务,呈现较高的融资和运营效率,其顺利实施建立在跨市交通需求增长、上级政府有效干预、地方政府间高效协商和成本共享等方面,这能为其他都市圈创新高速铁路供给提供新思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城市型行政区相关问题探讨

文章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在于该地区的城市群能够建立起在交通、产业、行政、环境等方面协调发展的机制。该地区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经过分析文章认为形成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行政区经济"模式——即行政区,特别是城市型行政区对该地区经济约束过强是关键因素。文章对中国"行政区经济"的起源以及中国城市型行政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城市分工、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建立区域协调机构等举措是确保城市型行政区健康发展,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途径。     

论中国大陆大都市区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创新—兼论珠江三角洲的政区改革

都市区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经济转型时期,即“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中国大陆现行的都市区空间组织与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都市区的发展。本文在对中国大陆都市区管理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出了未来都市区空间组织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讨论了珠江三角洲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问题。     

湖南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演化——基于县域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1987—2012年湖南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演化。数据表明,湖南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空间集聚性和路径依赖。而且空间特征十分明显,改革开放至今,湖南省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格局。东部形成了较大经济带,并且形成了明显的三大经济区,而湘西地区日趋落后,鲜有的几个区域中心并没有打破传统行政区划主导的空间发展格局。同时,各种相关的区域政策都强化了这一发展格局。后期的空间计量分析,确立了不同发展阶段,湖南省各县域经济体之间经济空间关联模式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省内经济增长实际辐射范围和行政区划不一定重合,加之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使得湖南经济发展空间结构还有待优化。未来的发展规划与政策应该充分考虑空间交互作用,打破行政区界限,结合东高西低的空间发展格局,以交通干线为轴线,三大板块协调发展。     

武陵山片区旅游业与交通协同发展研究

以武陵山区的湘西州、张家界、怀化、铜仁、恩施州和渝东南为案例地,运用综合发展指数、最近邻指数和相对通达度指数等方法,利用2003—2012年相关统计数据,测算分析了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对武陵山区旅游发展的影响,探究区域旅游业和交通运输网络发展相互作用的空间差异特征及协同发展机制。结果发现:1武陵山区旅游与交通整体呈协同发展趋势;2交通集聚效应越显著的地区,旅游发展程度最高,空间集聚效应也最为显著;3武陵山区内各点之间相对通达度的空间差异导致旅游发展空间出现较大差异,武陵山区域内连接对外骨干高速交通网络的密度与通达性对旅游的影响更为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优化旅游业系统和交通系统协同发展的对策。     

区域协调发展的多维目标与推进路径研究——以山东省三大经济圈协同联动发展为例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圈作为一种新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承载空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不同省域之间，也反映在省级行政区内部的发展差异，但面向这一尺度的经济圈协调发展并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立足于山东省内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鲁南经济圈协同联动发展的实践探索，阐述区域协调发展的多维目标，从“制度—组织—执行”三个维度提出实现省级行政区内部经济圈之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目标指向方面，基于对政策要求、现实实践和已有文献的梳理，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人民生活水平、城乡融合、基本公共服务五个维度解构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内涵。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多维目标，需要在制度层面推进政策集成、完善体系化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供给，在组织层面优化主体结构、面向不同尺度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机制，在执行层面加强区域整合、创新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多元策略和政策工具。     

基于卫星遥感大数据的长三角空间一体化发展态势、演变特征与治理对策

利用2014和2018年长三角区域115个城市中心城区和县(区、市)域的建成区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空间发展态势,发现区域空间整体呈现拓展趋势,中心城市、都市圈和交通干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三省一市”空间呈梯度差异,普遍扩张与局部收缩共存;省际毗邻区空间扩展较快,上海与周边区域协同能力较强;区域空间、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协调,部分地区存在“空心化”风险。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完善规划引领下的空间协同治理机制,加快推进都市圈和省际毗邻地区发展,促进区域空间、人口、产业协调联动,建立区域卫星遥感大数据空间监测管理系统,提升长三角区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政策选择——来自浙江省诸暨市的发展实践

当前浙江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机遇与模式选择.如何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空间重组、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体制重构,从而使得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是当前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文章从县域经济与都市区经济的差异性角度分析了转型内涵,并在产业扩散-集聚的内源性推动与政府政策性的外在推动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转型的动力机制.最后文章以浙江省诸暨市发展实践作为案例,并结合都市区经济标杆的杭州市余杭区,针对性地提出实现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基于空间分异视角的大都市区产业结构演进——以北京为例

采用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辨识北京都市区各区县2004—2008年、2008—2012年产业结构演变方向;总结北京都市区各地域单元产业结构演进空间分异的规律及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北京都市区产业结构演进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格局;不同圈层表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不同区县产业演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由中心向外围,各区县主导产业的服务性和产业级别逐渐降低。都市区内部产业结构演进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等是外部推动力量;政策因素发挥着引导和管制双重作用;都市区内部土地价格梯度及产业集聚与扩散是不同地域单元产业结构演进分异的内在动因;地方产业基础通过路径依赖效应作用产业结构演进,地方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在外生机制作用下影响都市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     

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机理与路径研究

作为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在推动军民两用知识创造和技术溢出、吸引军民高端要素集聚及聚合区域创新动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梳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基于“空间—政策—技术—产业”4个维度分析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内在机理，提出完善基于系统耦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政策制度体系，构建基于区位优势的军民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形成基于完整价值链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形态以及构建基于军民协同创新的区域创新网络等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Foreign Trade of Manufactures and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Germany and Japan

Using factor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manufacturing trade expansion on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with breakdowns by world, OECD, and non-OECD trade. Evidence is found that foreign trade expansion had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women's than 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Japan and a roughly equal effect in Germany,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driven by non-OECD trade. In spite of this, demand shifted away from wo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early-1970s, for both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s a whole and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female shares of employment, while no such labor demand shifts occurred in Japan.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erences in labor demand and of very similar increases in female labor supply, male-female hourly wage differences narrowed in Germany and widened in Japan, for both manufacturing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ees. It is concluded that shifts in neither labor supply nor labor demand fit with observed trends of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ces in Germany and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