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摒弃"从要素投入研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统思路,强调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基于2004—2016年两位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估计不同技术来源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国外技术引进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内技术购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企业自主研发能够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技术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对外部技术依赖性较强,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工业企业选择性地发挥外部技术引进的优势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比依赖单一技术来源的效率更高。     

“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 PSTR 的修正模型

研发中学是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基础条件。根据研发中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种作用方式建立了多因素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并据此模型研究了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中学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非线性的影响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机制转移特征;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高—低—高”的阶段性作用路径,初级阶段的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影响力要大于间接效应;而中高级阶段的研发中学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影响力要大于直接效应;且研发中学间接效应的路径依赖期较长,我国大部分省份尚处于研发中学的路径依赖期。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6—2003年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在生产函数理论基础上,通过核算自主研发存量和国内外技术引进存量,运用一阶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法,本文发现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我国自主研发的吸收能力较低,阻碍了对引进技术的学习和消化,进而影响了生产率增长。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自主研发只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而国外技术引进只对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各个地区不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基础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指数测算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呈东中西的顺序依次递减;全样本下,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交通基础设施固定资本存量低于门槛值时,它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旦超过门槛值,则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样本下,中部、西部地区存在单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则不存在门槛效应。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66个城市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0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基础设施及其空间外溢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密度、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后,一个城市的通讯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不仅提高了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间也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虽然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但并没有发现其对临近城市的TFP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地理溢出效应的视角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增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利用中国1998—2008年25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与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地理溢出效应不显著,公共基础施设资本投入的地理溢出效应为负。研发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地理溢出效应大于研发资本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机制检验

碳交易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工具,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反映碳交易实施状况,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切入,基于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提高碳交易价格和扩大市场规模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技术改造投入,进而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技术改造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碳交易制度顶层设计、精准制定技术创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的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处于持续提高的阶段;对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分析表明,地区专业化的发展对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中国仍处在由地区专业化推动的效率递增阶段;地区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地区对于自主研发成果的吸收能力,有利于自主研发技术推动作用的充分发挥,但它并没有改善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甚至显现了负面的影响。     

前沿技术、吸收能力与中国区域 产业的协同发展*

本文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区域产业与前沿技术差距、区域产业自身发展条件和前沿技术吸收能力的整合空间面板实证分析框架,量化分析了前沿技术、吸收能力和空间外部性引致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区域产业与前沿技术的差距对于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收敛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短期体现为能够显著的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长期则表现为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能够显著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因此,提升区域产业自身对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合理协调区域基础设施、研发创新等空间发展规划,是实现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目标。     

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决策影响。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估计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赋能资本、劳动要素后的要素深度融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相比,数据要素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将研发决策纳入后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囿于高风险的利用型研发决策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能够促进数据要素赋能传统要素,二者有效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