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对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基于行业特征、企业规模和出口比重分组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06年中国30万工业企业的微观统计数据为样本,按照行业特征、企业规模、出口比重对企业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了出口贸易对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在行业分组中,出口贸易对多数行业的企业生产率存在负面影响,对医药制造等5个行业的企业生产率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企业规模分组中,出口与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生产率正相关,与中型和小型企业生产率负相关;在出口比重的分组中,对出口依赖性越强的企业,出口贸易对生产率的阻碍作用越大,当出口占总产值份额较小时,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反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毗邻效应、出口经验溢出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使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基于出口经验溢出视角构造四个毗邻效应代理变量,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判断这几个变量性质,并进一步采用扩展引力模型考察毗邻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进入、退出和销售)的影响。研究发现:毗邻效应引致的出口经验溢出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有显著影响,即其可能对出口固定和可变成本降低都有利;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出口进入/退出,采用2SLS估计企业出口销售,结果表明毗邻效应引致的出口经验溢出会对企业出口进入和销售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企业出口退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目的国与中国距离越近、市场规模越大、与任一已有市场有共同官方语言且企业生产率越高、以往出口目的国数量越多,则越有利于企业出口进入和销售,越不利于出口退出;企业在进入某一出口市场的初期退出该市场的风险也更大;以上结论在基于企业性质分类样本回归中存在一定异质性,但采用不同计量方法时稳健。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便利化改革,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应对私营企业在融资、税收和研发上给予更多补贴和政策支持,激发各类市场活力。     

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

文章将融资约束、产品质量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企业融资约束对其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从产品质量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理论模型推导得出企业生产率与其在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呈负相关关系,而融资约束的存在则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最优产品质量选择的决策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对产品质量偏好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恰恰可能解释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差异。文章使用中国微观企业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比成正向关系,此外融资约束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调节效应,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关税削减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吗?——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同贸易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而贸易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关税削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微观出口企业来实现的。文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2001~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进口关税削减确实影响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密度决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高于加工贸易企业。这些结论为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增长特别是集约边际的演化提供了微观解释。     

中国的关税削减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吗?——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同贸易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而贸易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关税削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微观出口企业来实现的。文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2001～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进口关税削减确实影响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密度决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高于加工贸易企业。这些结论为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增长特别是集约边际的演化提供了微观解释。     

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兼论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建立与不断发展,基于生产率异质性研究企业出口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首先提出数理模型来分析生产率对出口的决定机制,再通过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检验企业生产率对其出口决策以及出口规模的影响。结论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会使企业更具有能力选择出口,但是在自由决定进入国内市场以及出口市场时,企业未必会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选择出口;对于全体样本,实证检验认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是负相关的,对于出口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也认为企业生产率与其出口规模是负相关的。这样可以看出,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还需更进一步研究。     

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的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理论和证据

文章主要探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外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东道国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企业从出口转换为直接投资的时间越长。基于此,文章用中国企业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第一,在目的国出口经验越长,企业在该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企业直接投资之前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第三,在制度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此外,进口经验也提升了企业在进口国直接投资的概率。第四,将加工贸易作为"安慰剂"和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作为"拟自然实验"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出口经验的影响机制确实存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降低了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缩短了企业直接投资之前的出口时间。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如何提升出口边际:沟通外溢性视角

在特定经济空间集聚及带来的出口信息外溢是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匹配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下限,并对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不同行业贸易中介的多样化集聚有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而同行业专业化集聚则主要在于扩张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信息沟通外溢效应是集聚影响出口发展的核心中间传导机制,相对而言,基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非正式信息外溢方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而通过培训等可编码化的正式合作方式则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一般贸易企业主要通过集聚型贸易中介拓展出口扩展边际,而加工贸易企业则主要利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外溢性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由于固定贸易成本较高,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进入中低收入目的国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进入高收入目的国企业则对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更为敏感;成立年龄越小和所在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贸易中介集聚及信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规模扩张。文章不仅改进了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的固有结论,也是对国际贸易是否会"去中介化"的初步回应,同时对中国企业优化出口方式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生产率影响差异及企业出口竞争力——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本文研究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所有制是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小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生产率对国有企业获得出口竞争力有负向影响,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其进入出口市场的竞争力越强。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基于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服务领域,利用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服务企业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显示出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正相关关系,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越大;同时,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以及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是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建议。     

出口是否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4-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数据,通过扩展Olley和Pakes(1996)的模型,修正了以往分析中普遍存在的选择性偏差;运用出口产出比来测算企业的出口,结果发现出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实证研究显示,出口企业有着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但这种生产率优势一般在出口企业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因为进入市场之后出口企业显著提高了生产率.我们认为,出口效应不显著的原因除了中国的市场体系不完善外,可能更在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     

反倾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频发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这一新视角阐述微观企业如何应对不利冲击以实现高质量出口。基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匹配得到的2000-2008年样本数据,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本文对TPU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高质量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TPU提高,会倒逼企业升级出口产品质量,考虑逆向因果等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企业内产品转换是TPU倒逼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资本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一倒逼效应更显著。在国际价值链断裂加剧贸易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本文对于深刻理解TPU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不可忽视因素，而加快促进外资新企业进入是实现制造业“稳外资”的重要目标。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在利用工商注册数据对外资活动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外资新企业进入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程度与其面临的贸易风险敞口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制度摩擦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数量与规模；(2)当外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小或契约密集度较大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合资型、研发型外资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4)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与地方营商环境改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将会显著弱化。文章结论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业“稳外资”目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不确定性环境下绩效期望差距和企业并购行为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绩效反馈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的绩效期望差距与并购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还探讨了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上述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绩效期望差距正向影响企业的并购数。同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差异化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绩效期望差距与并购数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绩效期望差距与并购数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进入模式与绩效的多视角整合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

新兴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研究中交易成本视角、实物期权视角的融合。文章在整合两种视角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及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交易成本变量中资产专用性、投资不确定性分别对中国跨国公司(MNE)采用全资子公司、合资的进入模式起到积极的影响;实物期权变量中经济不确定性、战略弹性分别对中国MNE采用合资、全资子公司进入模式起到积极的影响;整合两种视角理论要素、检验变量的实证模型提高了预测的有效性,符合两种视角一致性要求的进入模式选择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有着绩效提升的现实意义。     

行业要素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对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信息进行匹配,实证结果发现: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资本密集度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在分行业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具有一致性;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实现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还显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利润率越高、规模越大、年龄越大且具有出口经验,所在行业的外资占比则越低、集中度越高,对外投资概率也越大。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进入模式与绩效的多视角整合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兴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研究中交易成本视角、实物期权视角的融合。文章在整合两种视角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及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交易成本变量中资产专用性、投资不确定性分别对中国跨国公司(MNE)采用全资子公司、合资的进入模式起到积极的影响;实物期权变量中经济不确定性、战略弹性分别对中国MNE采用合资、全资子公司进入模式起到积极的影响;整合两种视角理论要素、检验变量的实证模型提高了预测的有效性,符合两种视角一致性要求的进入模式选择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有着绩效提升的现实意义。     

进口竞争、企业退出和进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逐渐提高,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进口竞争成为影响企业退出和进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先,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进口竞争对企业退出和进入的影响,发现进口竞争较大程度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退出,而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进入;其次,考察了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对存活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和企业更替均显著提高了存活企业生产率;最后,基于对总量生产率变化的DOP分解,分析了进口竞争对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引致企业退出显著促进了总量生产率增长。文章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总量层面看进口竞争对淘汰低效率企业和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价值链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