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监管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足,但也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悖于宏观审慎原则。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影子银行监管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投资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影子银行风险观”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创新密集度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影子银行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不仅证实《资管新规》政策监管有效,还揭开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的价值,为国家贯彻落实宏观审慎目标、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风险对冲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外汇风险对冲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并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作用越强。机制研究表明，外汇风险对冲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资源效应”的发挥。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内控质量较高或受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外汇风险对冲的作用更明显，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更强。     

金融审判中风险防范的适法困境与选择

金融资管业务往往通过民事合同的安排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金融监管的目的。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机构通过《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政策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穿透式"监管。金融商事审判机关在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针对违反监管政策的金融交易合同做出公允的裁判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合同法第53条3、4、5款的适用空间为何,以及金融商事审判如何在现行法的框架内防范实现风险防范的目的。     

金融监管应充分运用科学的发展观

<正> 金融监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减少金融系统的风险,保持金融业的稳定,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监管过度,则会降低金融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 一、抓住科学发展观中的实质,促进银行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迈入全面净值化时代的银行理财发展

在资管新规确立的主动化、净值化的监管导向下,“大资管”新格局呈现出监管政策持续完善、业务模式回归本源、交叉金融领域风险持续收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等特点。迈入全面制直化时代,银行理财高质量发展须坚持“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资管业务本质;深化客户细分;强化渠道建设;深化资管行业合作。     

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风险及其监管因应

金融科技应用于金融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质效、催生新型金融基础设施,也使平台型金融科技公司具备了部分金融基础设施功能。金融科技应用具有扩大和缓释金融基础设施系统性风险的双重作用。金融基础设施系统性风险面临监管资源压力、动机缺陷和数据局限三重考验,需以高效信息协同为基础,实施全面性、前瞻性的风险识别监管,并通过科技监管工具“以技术应对技术”实现革新。应建立“金融基础设施—关键参与者—金融科技公司”的全面监管框架,高效管理金融基础设施中的金融科技应用风险,并以监管科技推进监管机构引导风险协同共治、监测整体风险发展,重塑金融基础设施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逻辑。     

金融强监管对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间极端风险双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150家上市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数据,利用偏t分布RealizedGARCH模型估计日度风险价值,利用Elastic-Net-VHAR网络模型测度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间极端风险溢出水平,使用面板计量模型分析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银行部门在金融实体网络中具有最高重要性,实体部门对金融部门风险输出水平相对较高。第二,在2013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和2015年股价大幅波动期间,银行等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风险输出水平降低,风险输入水平升高;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以后,风险外溢趋势相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风险传播趋势再次反转。第三,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抑制了实体部门风险输入,金融机构开展的影子银行业务产生中介传导作用,同时该风险降低效应在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依据研究结论,本文为监管层、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防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结构新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北大核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重建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机构自发调整自身行为,致使全球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通过回顾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结构变化,总结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新特征,分析金融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危机后发达国家银行体系韧性加强,非银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上升,资管行业蓬勃兴起,金融机构跨境交互频繁。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并体现出自身特征,银行体系仍是主力军,影子银行由盛转衰,资管行业规模增加,境外机构配置我国债券力度加大。金融市场结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稳定,改变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和货币市场层次,需引起监管层重视。     

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金融理财市场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状态,我国金融理财市场面临“政出多门”、“多头监管”的法律困境,现有监管机制难以适应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发展的新格局.当前,有必要进一步明晰金融理财的信托属性,进行顶层设计,以出台《信托业法》为契机,统摄各类金融理财行为,发挥司法权对金融理财市场的调控作用.     

从“次级债风波”看金融创新对风险传导机制的影响路径

从次级债风波的风险本质分析入手，基于Arrow-Lind定理分析了金融创新机制设计的内在逻辑在于风险分担个体增加对风险主体风险态度的影响，并在总结“次级债风波”的传导机理分析的基础上，从金融创新为金融主体风险态度的转变提供前提条件和投资经理人职责设计促使金融创新成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的“催化剂”两个角度研究金融创新对风险传导机制的影响路径，进而对金融市场如何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的提出了三点建议。     

净稳定资金比例在我国银行业应用的若干思考

净稳定资金比例具有精细化特征。经测算发现,净稳定资金比例较存贷比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解释力度更强,但其权重设定在我国有一定的不适用性,未对流动性风险的顺周期性进行缓释与调整。净稳定资金比例与资本充足率以及现存流动性监管指标联系紧密,该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实施将对相关金融制度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采用净稳定资金比例监管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应从五个方面推进:一是审慎修订适合我国银行业的权重系数,二是引入流动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三是协调与现存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关系,四是建立流动性与资本并重的统筹监管模式,五是完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     

Fintech的潜在风险与监管应对研究

金融科技创新(Fintech)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风险管理能力、降低风险集中度,有助于提高金融稳定性;但传统金融风险在Fintech业务中变得更加隐蔽,信息科技风险和操作风险更加突出,潜在的系统性、周期性风险不可忽视。目前各国对Fintech大多基于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实施归口监管,监管发展路径呈现出"行业自律先行—政府监管跟上"的特征,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创新的监管模式,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未来,Fintech监管需要在促进Fintech健康发展和识别缓释潜在风险之间努力做好平衡,在持续风险监测评估的基础上适时调整优化监管政策,利用信息科技创新监管方式和监管工具,更加重视监管机构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监管协作。     

资管新规背景下资管业务转型发展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中,资管产品已占据不可忽视的位置。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在新的监管框架下,资管业务转型在去通道、降杠杆、期限匹配、净值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2021年是资管新规3年过渡期收官之年,保本理财产品实现清零,净值型产品比例大幅增加,多层嵌套现象得到改善,信托公司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已到达相对均衡的临界点,资管业务迈入规范发展新阶段。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也面临着部分产品打“擦边球”、净值化不彻底、存量产品难消化等后续问题。因此,应不断完善资管制度,合理调整底层资产配置,以净值化管理为核心提升机构资产管理能力,加大投资者教育建立对净值波动和风险承担的意识,有效处理资管业务过渡期结束后续面临的问题。     

奥地利如何防范金融犯罪

强化监管协作机制 奥地利一向主张,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健康是预防金融犯罪的根本保证,金融监管尤为重要。奥地利负责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是联邦财政部、金融市场监管局和奥地利央行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监控金融市场的职责主要通过《金融市场机构法》、《奥地利银行法》、《保险监管法》、《养老金机构法》、《有价证券监管法》、《股票交易法》、《投资基金法》、《金融集团法》等专项立法予以保证。同时,三部门间密切协作,并专门建立了金融市场监控委员会作为合作平台,委员会由分别来自三大机构的三名代表组成,就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风险等交换信息和意见,并讨论国内金融政策及商定对欧盟金融政策的立场。当出现金融风险或大型金融犯罪时,该委员会也发挥协调机构的作用。     

顺应监管体制改革 完善银行监管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多角度的切入和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银行业的风险也在不断加大,给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提出了挑战.怎样科学加强银行监管,笔者认为,既要明确监管职责,确保监管法律地位,完善银行体制,健全监管制度,又要制订激励机制,刺激银行业自身审判风险管理,加强内控机制监管,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厘清《资管新规》对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将《资管新规》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利用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度数据，分析了《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显示，《资管新规》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并抑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借助非金融企业实现“监管套利”的行为以及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对国有企业、金融套利企业、影子银行发展活跃地区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未来进一步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协同有效的理财市场监管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资管新规对非银机构资管业务的影响及建议

本次资管新规的主旨思想是统一监管,实行风险收益自担、表内与表外隔离。文章分析了资管业风险的突出表现,分机构类别简要分析了资管新规对券商、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信托机构等非银机构资管业务的影响与建议,并进而展望了资管新规下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发展前景。     

论我国“人人贷”的发展现状、主要风险及法律防范

“人人贷”作为我国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的一种表现,既有对正规金融市场的积极补充作用,又同时存在很多风险和隐患,必须通过加强立法和监管,引导其正常健康发展.立法不完善带来的政策性风险、缺乏监管带来的违规操作风险以及因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信用风险是目前我国“人人贷”市场存在的主要风险,而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加大对“人人贷”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个人信用体系无疑是规范和引导“人人贷”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公允价值会计和金融稳定研究——金融危机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公允价值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加速器和资产市场混响效应的基础上引入会计加速器,使风险承担更具顺周期效应,这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在坚持公允价值会计的原则下,从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建立了一个理想信息框架。通过该框架,市场参与者,不仅能从微观层面上获得企业有关财务状况的估计、风险轮廓的估计和计量的不确定性等信息,而且还能从宏观层面上获得风险的相关性、风险传染的可能性及其系统风险等方面的信息。     

我国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机制研究

目前,金融创新产品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最为活跃的部分之一,但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警示着我们,必须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才能够有效地保证金融市场的安全。本文从金融创新产品的界定出发,进一步分析了我国金融创新产品的特征与风险,最后提出了解决我国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措施,希望能够对我国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