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逐步回归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201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对公司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和股权集中度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₁、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比值Z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₅指数）进行相关性研究,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方程,深入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值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着不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股权质押、盈余管理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基于2007—2018年我国A股110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师风险应对之间的关系,探究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增强了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的正向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正向影响了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加剧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负面效果,进而加强了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间的正向关系,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期的审计费用反向助长了当期的股权质押率;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随审计费用的提高而加大。该结论扩展了审计师风险应对的研究范围及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其他因素,对提高审计师风险应对及完善大股东股权质押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股东股权质押同伴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以2009-2019年1043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验证行业、地区同伴效应对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与地区同伴效应将正向影响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地区同伴的影响更大;融资约束与国有产权性质均会削弱股权质押的同伴效应,市场竞争则加剧了股权质押的同伴效应;另外,股权质押的同伴效应会损害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加深大股东的掏空程度。     

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实现过程中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监督或冲突作用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和不同成长性公司中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对管理层的作用显著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明显,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大,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增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高新技术企业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不明显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从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环境角度解答了我国股权激励效果不佳的困惑,为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启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时考虑适宜的公司治理环境特别是大股东控制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立足我国现实的体制背景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变更的现实特征，通过构建更能反映公司绩效的财务指标——现金收益率，来研究大股东变更所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对大股东变更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大股东变更后半年内董事长变更、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影响大股东变更后公司绩效的主要因素。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董事长变更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公司治理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变更对改善目标公司治理机制，增强目标公司管理层压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为公司重组创造价值提供了实证证据。     

监督还是合谋:多个大股东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掏空或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单一大股东的公司而言,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大股东数量越多、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之间股权偏离度越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及市场环境越好,多个大股东监督效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基于逐步回归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201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对公司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和股权集中度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_1、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比值Z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_5指数)进行相关性研究,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方程,深入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值与公司资产收益率存在着不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对《股权结构和性质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的评论

自Johnson等(2000)对“利益输送(tunneling)”进行前瞻性的讨论以来,国内外都有大量文献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黄志忠和薛云奎撰写的《股权结构和性质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下称该文)一文即是一例,该文研究了股权比例和股东性质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2)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送转、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随着质押比例的升高,股价崩盘风险也增大。同时,股权质押后,上市公司会更倾向于推行高送转,持续正向增加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以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作用更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选取A股上市的三家城商行数据,就其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正相关;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层级对银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对银行绩效有负向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的身份和城商行规模与其绩效并无显著关系。     

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融资偏好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代理成本和控制权收益角度分析了股权结构对融资偏好的影响,以2006年年底之前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02家公司2007至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股权结构对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有着很大差异。法人股比例与股权融资率显著正相关,限售自然人持股比例和股权融资率呈负相关关系,国有股、高管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则对股权融资率影响不显著。中小板上市公司并未表现出主板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特征,但高管持股比例过低、一股独大是中小板与主板上市公司的共性。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需要提高,股权激励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应适度提高。     

高管薪酬粘性形成机理研究:基于掏空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引入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委托代理模型,基于掏空视角探究高管薪酬粘性形成机理,并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如下四点结论:(1)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特征,掏空程度越高,薪酬粘性特征越明显。(2)掏空程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加剧作用因高管持股比例或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低差异而产生突变,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3)高管持股比例高于门槛值时,掏空程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显著;反之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时,则不明显。(4)大股东持股比例在门槛值以下,大股东掏空行为明显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当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门槛值时,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员工持股计划“工具化”——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引起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也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有质押的控股股东是否会策略性地利用员工持股计划来缓解风险？本文利用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质押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前期控股股东有股权质押、质押率越高的公司随后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能性越大,该效应随着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提高而增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短期市值管理是有效的,但并未显著提升公司长期价值,提示控股股东存在借其进行内部人利益绑定和市值管理的动机;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有限。     

公司控制权、股权制衡与融资偏好实证研究

本文以公告公开股权融资和发行公司债融资预案的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公司控制权、股权制衡与债权融资偏好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为国家的公司形成了内部人控制,与债权融资偏好负相关。当大股东持股比例逐步下降到36%以下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权融资负相关;股东间制衡作用与债权融资偏好正相关。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掏空"与控制权转移的视角

本文从股权质押的视角切入,基于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增加,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先增后减.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识别了在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与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动机.在金融化偏好检验中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促使企业配置具有投机性的、容易变现的短期金融资产,从而规避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风险.在经济后果检验中发现,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时,企业会持有更多现金以预防不利情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控股股东专注于企业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控制权竞争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研究

基于2004-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控制权竞争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多个大股东并存会提高公司长期债务比例;股权竞争性越强,长期债务比例越高。这些结论与理论假设相符,既证实了内外部公司治理的密切联系,也说明控制权竞争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     

股权质押下的控股股东增持:“价值信号”还是“行为信号”？

在股权质押的背景下,理性的控股股东会利用投资者的有限理性,通过增持向市场发送行为信号来提振股价,以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更有可能增持;短期内增持公告产生了正向的市场反应,其程度在非质押组和质押组间无显著差异;而长期来看,增持后质押组的长期股价以及经营绩效表现弱于其对照组,而非质押组则好于其对照组,说明股权质押下的增持并不是价值信号,而是行为信号。进一步研究发现,质押对增持的正向效应在高平仓压力组、低公司质量组、监管环境较宽松的欠发达地区更显著。拓展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减持影响后,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通过二级市场买卖和竞价交易实施净增持,并且管理层与其他大股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控股股东的增持行为。最后本文排除了传统增持动机假说对上述结论的替代性解释。     

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创业板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基于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使用创业板面板数据,检验了公司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具体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总体为负,但在跨越相应门槛值后,负向作用显著降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在跨越门槛值后,正向作用显著降低且不再显著。与此同时,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则在统计上不显著。最后,本文给出了创业板公司相对较优的股权集中结构,并对创业板股权结构现状进行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