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羊群效应——基于贷款行业结构相似性视角

立足于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现状和经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羊群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7—2020年我国99家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银行贷款行业结构的相似性，从而加剧了银行羊群效应，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资本充足率低、流动性水平低以及资产透明度低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羊群效应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我国银行业羊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对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保持政策连贯性、防范银行业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杠杆率变动背后的逻辑。在基于200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描述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变化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aker et al. (2016) 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效应在短期负债率、民营、小规模和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考虑经济转型的扩展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营化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而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背后的逻辑以及科学地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脆弱性 ——基于企业家特质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小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财务脆弱性的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冲击企业财务脆弱性,在经济政策动荡时期更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作为企业的重要人物和资源的企业家特质对这种冲击具有调节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企业的财务脆弱性影响也有所不同.     

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DID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敏感,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有助于民营、小型企业减轻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大企业融资约束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代理成本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14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切入，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会计信息可比性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会计信息可比性有显著正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代理成本加剧会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影响；按照企业生命周期分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影响在成熟期的企业最高、成长期的企业次之、衰退期的企业最弱；代理成本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会计信息可比性正向影响在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存在差异，按照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顺序依次减弱。本文对于资本市场建设、企业治理制度完善及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经济行为决策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宏观政策不稳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成本溢价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

近年来,由于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我国财税、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上升。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检验宏观政策不稳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则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起到反向调节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通过降低劳动力流动和提升资本溢价水平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对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部门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新闻媒体文本分析方法的测度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媒体感知指数，研究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政府环保补贴、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该结果在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测度方法和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后仍然稳健；随着政府环保补贴和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且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管理层情绪消极以及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企业，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感知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为了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2012-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和数字化转型指标。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会降低3.86%。在使用了更换度量指标、构建Bartik工具变量法和利用外生冲击进行合成双重差分检验(SDID)等多种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减少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本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提供了一种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新思路，并对“稳预期”和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定价偏误：成因、后果与机制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利用200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股票定价偏误,而且这种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信息环境、行业类型和区域位置的企业中有所差异。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风险承担、竞争战略差异在这一关系中的机制作用以及高管金融背景因素在这一关系中的负向调节效应,并分析了股票定价偏误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与融资能力的影响。本文为深入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就相关政策制定提出了参考建议。     

机构PK台

兴业证券行情向上格局奠定经济增速继续回升,企业盈利加速,奠定了A股市场跨年度行情向上的格局。但是,影响行情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导致行情的震荡。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预期等推升估值;另一方面,融资压力、经济政策退出、产业资本出逃等挤压估值。     

不同的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影响相同吗?

本文基于多因子混频波动率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行业波动的影响,为预防出现结构性断点,将样本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稳两个时期,分别探讨两个时期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样本时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强行业波动,贸易和外汇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行业波动,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性;子样本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波动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在经济增长期存在助推作用,在经济平稳期存在抑制作用;同时行业波动在经济增长期对贸易政策反应敏感,在经济平稳期对财政政策反应敏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吗?——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政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出发点,研究这种特殊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有别于国内已有研究,本文使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衡量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企业的投资不可逆程度、学习能力、所有权性质、机构持股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能够刺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程度。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希望通过改变现行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时,也要关注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对企业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不确定性的视角北大核心

金融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金融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控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国际金融危机时间窗口后结论依然成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实物期权为主渠道不同,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金融摩擦为主渠道,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信贷可得性抑制企业投资;金融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衰退时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订稳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出口频率的视角

出口频率作为出口决策的重要一环,是企业出口扩张的新边际,也是出口变化的“晴雨表”。本文在随机存货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频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并采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频率,且这一影响存在部分惯性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成本、存货成本和市场需求波动共同影响企业出口频率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其中贸易成本是最重要的传导渠道,占比达到19%以上;如果进一步考虑目的国、产品和企业异质性,会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口产品为中间品和消费品的企业,其出口频率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高度关注出口频率的变化趋势,合理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决策的外部冲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经济政策是微观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政策调整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干扰企业预期、影响其经营决策。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为降低再融资风险,会提高长期债务比例;这种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暴露程度较高的企业中相对较大,在东部地区等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相对较小;相较于贸易、汇率和资本管制政策不确定性,财政、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长期债务占比的影响更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当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微观企业带来的再融资风险,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创新和完善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再融资金融工具,营造充分竞争、高效运作、预期稳定的再融资市场环境。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基于关联网络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关联网络视角,本文采用溢出指数方法构建2003-2018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网络,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以及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跨国传染效应,其溢出网络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第二,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溢出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指数在极端事件的冲击下明显攀升,而与极端事件高度相关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同时,各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入水平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截然不同,溢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较大而溢入水平相对平稳。第四,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保持着较强的双向溢出关系,而且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溢出水平较高,并主要接受韩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溢出影响。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在分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运用T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发现：（1）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引发人民币贬值压力;在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引发人民币升值压力。（2）预期渠道和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在不确定性程度较低和较高时都会发挥作用,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渠道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在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才发挥作用。（3）在不同的不确定性程度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渠道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具有异质性,这是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