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湘西地区陆路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时空演变

陆路交通发展对湘西地区经济联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可达性测度模型和区域经济联系量测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湘西地区1949—2017年长时间序列下,陆路可达性以及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区域陆路可达性空间格局逐渐由交通廊道扩展型,演变为不规则环状结构扩展型,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②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总量均有大幅度的增长,非均衡化发展趋势与地域分异特征明显。③区域经济联系显著增强,逐渐形成以怀化市、张家界市、武冈市为中心的多核心经济联系格局,组团结构明显,组团之间联系疏散,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④区域首位经济联系呈现组团式空间形态,首位经济联系中心城市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由水运影响向陆路影响的转变。鉴于此,湘西地区应加快构建布局合理、结构完善的陆路交通网络体系;加强中心城市及有潜力城市的发展与建设;重视水陆交通综合体系发展规划,依托内河水运振兴滨水城市,构建合理多元化发展的区域经济联系格局。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

利用可达性模型并结合GIS反距离加权插值技术综合测度了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表明: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时空压缩效果显著,城市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可达性改善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位于高铁线路中间的城市提升较大,首末城市提升较小;城市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加速了东北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空间分化与重构现象日趋复杂,辽中南城市群分化成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吉林中部和哈尔滨都市圈重组成哈长经济区,哈大高铁轴带人口、经济的空间极化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的扩散域突破传统的空间尺度甚至行政区划的范畴,部分城市空间隶属关系模糊。     

基于交通流视角的浙江省县域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县级行政区域对浙江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城市交通客流联系强度和联系方向研究浙江省县级层面的空间联系特征,明确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表现出差异化空间联系特征,市域外形成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轴线,浙江西南山区和东部城市呈现差异化联系格局,判断浙江各城市发展总体处在向心集聚阶段,预测可能形成网络化联系格局。     

哈大齐城市密集区空间联系演变特征——基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的视角

鉴于空间联系研究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利用中心职能指数、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地缘经济关系模型和可达性模型综合测度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哈大齐城市密集区空间联系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哈大齐城市密集区不同等级城市的中心职能指数相差悬殊,整体分化趋势明显,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除大庆、齐齐哈尔中心职能指数呈衰减态势,其余城市均呈上升趋势;哈大齐城际经济联系量均有所提升,但城市间内部联系强度差异明显、对外联系程度不均衡特性显著;振兴战略实施前,哈尔滨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为大庆、绥化和肇东,振兴战略实施后,对外经济联系方向有从大庆向绥化转移的倾向;哈齐地缘经济关系呈现竞争性由弱变强的趋势,哈大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变化趋势不明显,哈绥地缘经济关系呈现互补性由弱变强的趋势;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各城市间经济潜力值变化较大,可达性增加率均在230%上下,哈大齐城市走廊空间极化现象得到进一步提升。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经济联系视角

采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深入剖析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节点城市的发展状况、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存在问题。研究发现，从城市综合职能中心看，沿线节点城市群存在“金字塔结构”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单核心多层级空间分布格局”，但各级综合职能中心的辐射带动能力需提升；从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看，沿线节点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从经济联系强度看，沿线节点城市之间呈现较强的极化现象，且总体上经济联系强度低；从空间格局看，沿线节点城市形成几个区块特征，但地理邻近的优势未充分发挥，区块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互动效应不显著。     

中国城市高速铁路客运的空间联系格局

基于全国高速铁路班次数据,通过传统重力模型和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探讨中国城市高铁客运空间联系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高客运量城市集中于东部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东部城市群高客运量城市扎堆,而西部地区高客运量城市稀疏。全国城市高铁客运量与城市等级体系、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对应。局部区域高铁客运量格局包括中心城市极化型、多核心均衡型和低水平发展型的三种典型类型区。(2)城市高铁客运量具有显著的时间距离衰减特征,高铁客运量集中于城市4 h范围内,高铁出行更适合中心城市密度较高的城市群地区。(3)高强度联系网络主要分布于东部城市群内部和东中部地区"四纵两横"沿线部分区段,中心城市密集地区的高铁联系网络的强度普遍较高。(4)经济因素是高铁客流生成的根本动力,高铁可达性和城市等级也是影响城市客运格局的主要因素。与传统铁路相比,城市吸引力和时间距离对高铁沿线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正负影响程度均有明显的削弱。     

高铁对沿线城市空间格局影响研究——以哈大高铁为例

以哈大高铁沿线10个地级市为对象,利用高铁通车前后各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法、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以定量角度探讨哈大高铁通车前后各沿线区域可达性和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沿线10个城市平均旅行时间提升幅度都在50%以上;3 h内平均可达城市数量由7个增加到14个,且分布趋势趋向均衡;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增长了3.6倍。哈大高铁极大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时间会聚效用明显;加大了东北沿海区和内陆区的联系;同时发现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存在一定耦合效应。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化

以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截取1984、1995、2006和2016年等4个时间节点,按照点(城市潜能)—线(经济联系轴线)—网络(经济联系网络)的分析框架,借助城市潜能模型、经济辐射场强模型、变异系数模型和线性加权平均方向模型等测算城市经济联系的强度、差异、形态、层级和方向,刻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联系时空格局的演化历程:①我国城市潜能在"递进演化"的同时,其地域分异特征愈加明显且差距不断扩大,高潜能城市始终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城市潜能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顽健性"。②城市经济联系主轴线的"跨省"特征日益凸显,且从1995年开始逐渐突破省域界线,呈现出以重点城市为中心的"簇状"延伸形态,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垂直关联体系。③我国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密度不断加大,复杂性逐渐增强,且经济联系日益突破距离限制,跨省经济联系规模和联系网络密集度日益增大;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在2006年开始由省域经济逐渐向城市群经济转变,2016年城市群经济特征愈加明显。④城市间经济联系方向具有明显的"向心性"特征,在空间上以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等重点城市为核心呈"汇聚"态势,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未来,应有序引导和调整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层级、方向,优化完善城市经济联系网络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筑梯次良好、互通密切的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     

欠发达地区高铁可达性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研究

选取哈大、郑西-西宝、兰新高铁为对象,研究沿线欠发达地区的高铁可达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格局。研究表明:①高铁开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可达性获得提升,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轴带内部存在显著的"断裂"区,加剧了中心城市高铁集散场的延拓、袭夺与耦合。②高铁的运营加剧了沿线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获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剧了沿线节点的两极分化,产生"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③耦合度与协调度整体呈不均衡的分异态势,局部地域表现出单核心城市的极化型、双核心城市的串联型、双核心城市的错位型、低水平区域的均衡型等4种分异格局。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半岛型省区中心—门户体系比较分析

基于GIS平台,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山东、辽宁两个典型半岛型省区2002年和2016年中心—门户体系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①两省的可达性水平均实现了由“周末生活圈”向“一日生活圈”的转变,其中对内可达性格局呈现出以各自省会城市为核心向外围逐渐扩展的“中心—外围”格局,对外可达性格局辽宁省表现为双核型特征,山东省则呈现出由弱双核向单核结构发展的态势。②两省中心—门户体系差异化明显,存在由腹地城市转向门户城市、腹地中心与门户城市等级提升、减弱五种类型,其中山东省门户城市等级提升幅度强于腹地中心城市的衰减速度,而辽宁省中心与门户城市等级变化幅度不大。③两省中心—门户体系具有一定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在空间上呈帕累托分布模式,表现为首位城市的集聚效应过于突出,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山东省门户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中心城市,其中心—门户体系向开放型的门户主导型转变。辽宁省由于门户与腹地城市发展差距较小,其中心—门户体系的双核特征愈加明显。两省经济、交通可达性等指标对中心—门户等级体系影响较大,区位中心性影响较小,山东省已经出现中心与门户城市合二为一的态势。     

长江中游城市群高速铁路可达性格局及演变

基于城市间列车最短时间距离数据,使用最短时间距离模型、可达性系数和经济潜力等度量交通网络通达性的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建设对可达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速铁路快速崛起,时间压缩效益显著,可达性获得极大的提升;传统铁路、现状高速铁路和规划高速铁路情形下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呈"核心—边缘"模式,高速铁路建设促进了相对区位较优越地区向周边地域的迅速扩张,壮大了城市的发展潜能;城市群的可达性格局受高速铁路网络发育水平的显著影响,高速铁路建设初期强化了区域可达性的分异,而随着路网的完善,区域可达性的差异逐渐弱化。科学地研究和呈现城市群高铁建设前后区域可达性格局与差异,对于有效实现区域间交通网络的科学对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陕西省高铁网络建设对可达性空间格局影响

文章以陕西省高速铁路作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方法,用以测算最小时空距离、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可达性及可达性潜力四个指标,并对陕西省有无高铁以及未来"米"字型高铁网络建成后的可达性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评价,分析陕西省不同时期高铁网络扩张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法计算结果能较为真实反映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②陕西省高铁网络降低了最小时间可达性,"时间收敛"效应变化显著,但最小空间可达性无明显变化,"空间收敛"效应不突出;③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络建成以后,省会西安的中心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1 h可服务人口增加到1 751.61万人,提升66.17%,2 h可服务人口为2 890.8万人,提升44.93%;④随着高速铁路的扩张,陕西省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出"核心—边缘"形态到"廊道"形态再到"核心—廊道"形态的演化趋势,全省可达性整体提升,地区可达性差距缩小。     

贫困山区不同层级可达性及其经济效应——以秦巴山区为例

以国家公布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的秦巴山区为例,运用GIS网络分析技术,系统分析了其与特大城市、地级城市和县城联系的交通可达性空间特征。并以县为基本单元,使用空间回归分析模型,揭示了与不同层级城市联系的交通可达性对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秦巴山区交通可达性呈现以由县城驻地或地级市驻地向外围衰减的空间特征,与特大城市、地级城市联系的交通可达性均呈现出"西北和东南角差"的大格局;与县城联系的便捷程度对秦巴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显著,人均GDP主要受到与特大城市和地级市联系的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可达性越好,人均GDP越高;与特大城市、地级城市和县城联系的交通可达时间对县城城镇化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贫困山区的县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弱,经济发展水平低,服务能力不足,使得其难以有效发挥农副产品消费地和工业生产集聚中心职能,对其腹地的辐射带动与人口吸纳效应弱。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

在县级空间尺度下,采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经济潜力和到上海出行时间三种可达性指标,评估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可达性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进行比较分析,讨论高铁引起的可达性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提升了长三角地区整体可达性,且能缩小区域间可达性的差异;高速铁路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可达性的提升存在差异。整体上,高铁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到上海的出行时间的提升更为明显,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接受其他区域尤其是上海的经济辐射和带动效应;但对经济潜力的提升则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更为明显,这一趋势可能会导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的进一步极化。     

快速铁路开通对海南岛空间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

快速铁路具有时空收敛作用,能够重塑区域可达性格局从而引起区域可达性空间分配不公平。以海南岛为例,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快速铁路对岛屿空间内区域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以引导快铁布局模式向注重空间公平转变作理论探索。结果表明:(1)快速铁路大大提高了海南岛内城市(有快铁站点)的交通可达性,但可达性时间的改善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2)快铁开通重塑了海南岛内可达性格局,由快铁开通前的东—中—北部可达性最优、西—南部可达性差向环岛沿岸可达性最优、中部地区可达性差转变,可达性洼地呈现重心北移趋势,呈现"边缘—核心"逐渐递减的可达性格局,与开通前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可达性分布格局相异;(3)快铁开通前,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异,快铁开通后,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同;(4)由于快铁开通压缩其可达时间,进一步提升了岛内城市可达性潜力,呈现环岛沿岸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城市(有快铁站点)强、中部地区无站点城市弱的"马太效应"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核心—边缘"逐渐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5)快铁开通增加了交通可达性的全域变差系数CV值(增加0.0285),表明快铁强化了海南岛交通可达性的空间不均衡性,在空间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交通公平格局,公平性分配呈现"跷跷板效应"。文章为岛屿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提供参考,融合了快速铁路与空间公平的研究视角,以海南岛为研究个案探讨交通可达性空间公平问题。     

城际高铁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及优化

基于时空距离的二维视角,利用时空距离可达性、可达性重心、哈夫模型综合评估预测哈齐、哈佳、哈牡绥城际高铁开通后对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演变的潜在影响及优化对策,研究表明:三条城际高铁的运营将明显提升沿线城市与区域的时空可达性,带来可达性空间格局的渐变与重塑,哈齐时空距离可达性强于哈佳,哈佳强于哈牡绥,可达性高值区集中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不规则圈层区域,可达性低值区分布在线路末端区位;哈牡绥可达重心向东、向南偏移显著,哈齐有向西、向北偏移趋势,哈佳有向东、向北偏移态势;可达空间服务最优区集中在哈齐沿线的大庆、哈牡绥沿线的海林与牡丹江以及三条城际高铁的枢纽哈尔滨周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优化可依托哈齐、哈牡绥与哈佳城际高铁构建黑龙江省域西北、东南、东北向的"Y"型点轴系统;哈齐延伸至满洲里对接俄罗斯和蒙古,哈牡绥、哈佳对接俄罗斯,构建"中蒙俄"跨国经济走廊;以哈尔滨为中心推进1h高铁经济圈建设,加快哈尔滨—双城、大庆—安达、牡丹江—海林空间整合与同城化进程。     

多维邻近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运用引力模型、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经济重心模型等方法剖析了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特征以及联系总量格局,并在多维邻近视角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规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多核心"的金融空间联系网络格局较为稳定,网络复杂度持续升级,呈现"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在空间上形成三大层级性明显的金融辐射圈;②金融空间联系格局展现出"核心-边缘"的发展形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发展重心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反"Z"形变化特征;③金融空间联系能通过信息技术发展打破传统地理空间距离壁垒,具有明显的多维邻近效应,其中城市经济规模、工业基础能力、产业升级导向和城市创新能力是区域金融能力与金融网络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政府供给导向因素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的政府竞合行为有利于金融要素的流转与联系。     

边疆山地城市群交通网络的时空演化——以滇中城市群为例

以滇中城市群为实证,分析了1990年代以来交通网络规模与交通等级、交通网络结构形态演化特征,选择1996、2007、2013年三个时间节点,将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发展分三个发展阶段,并探讨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可达性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空间结构形态经历了"点—线结构"、"放射状结构"、"网络化结构"三个阶段,并呈现一体化结构演化的发展态势;21996—2013年间,可达性总体空间格局变动较小,呈现出以昆明主城区为中心向外围区域递减的圈层空间格局,可达性变化与高等级路网格局密切相关;3中心城镇的可达性水平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各节点间可达性水平差异不断缩小,且呈收敛趋势;4第二阶段(2007—2013年)可达性水平改善程度高于第一阶段(1996—2007年),且城市群边缘中心节点可达性水平提升较大。     

基于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在"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城市群经济联系正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强大引擎。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构成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引力模型,从城市规模划分和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0年间,京津主导的"双核"式城镇体系一直是支撑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格局,同时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日趋紧密,空间联系强度的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中心—外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