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对沿线城市空间格局影响研究——以哈大高铁为例

以哈大高铁沿线10个地级市为对象,利用高铁通车前后各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法、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以定量角度探讨哈大高铁通车前后各沿线区域可达性和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沿线10个城市平均旅行时间提升幅度都在50%以上;3 h内平均可达城市数量由7个增加到14个,且分布趋势趋向均衡;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增长了3.6倍。哈大高铁极大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时间会聚效用明显;加大了东北沿海区和内陆区的联系;同时发现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存在一定耦合效应。     

城际高铁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及优化

基于时空距离的二维视角,利用时空距离可达性、可达性重心、哈夫模型综合评估预测哈齐、哈佳、哈牡绥城际高铁开通后对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演变的潜在影响及优化对策,研究表明:三条城际高铁的运营将明显提升沿线城市与区域的时空可达性,带来可达性空间格局的渐变与重塑,哈齐时空距离可达性强于哈佳,哈佳强于哈牡绥,可达性高值区集中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不规则圈层区域,可达性低值区分布在线路末端区位;哈牡绥可达重心向东、向南偏移显著,哈齐有向西、向北偏移趋势,哈佳有向东、向北偏移态势;可达空间服务最优区集中在哈齐沿线的大庆、哈牡绥沿线的海林与牡丹江以及三条城际高铁的枢纽哈尔滨周边。未来黑龙江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优化可依托哈齐、哈牡绥与哈佳城际高铁构建黑龙江省域西北、东南、东北向的"Y"型点轴系统;哈齐延伸至满洲里对接俄罗斯和蒙古,哈牡绥、哈佳对接俄罗斯,构建"中蒙俄"跨国经济走廊;以哈尔滨为中心推进1h高铁经济圈建设,加快哈尔滨—双城、大庆—安达、牡丹江—海林空间整合与同城化进程。     

哈大齐城市密集区空间联系演变特征——基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的视角

鉴于空间联系研究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利用中心职能指数、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地缘经济关系模型和可达性模型综合测度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哈大齐城市密集区空间联系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哈大齐城市密集区不同等级城市的中心职能指数相差悬殊,整体分化趋势明显,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除大庆、齐齐哈尔中心职能指数呈衰减态势,其余城市均呈上升趋势;哈大齐城际经济联系量均有所提升,但城市间内部联系强度差异明显、对外联系程度不均衡特性显著;振兴战略实施前,哈尔滨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为大庆、绥化和肇东,振兴战略实施后,对外经济联系方向有从大庆向绥化转移的倾向;哈齐地缘经济关系呈现竞争性由弱变强的趋势,哈大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变化趋势不明显,哈绥地缘经济关系呈现互补性由弱变强的趋势;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前后各城市间经济潜力值变化较大,可达性增加率均在230%上下,哈大齐城市走廊空间极化现象得到进一步提升。     

高铁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可达性影响的多尺度分析

从多尺度的视角分析2010、2015和2020年高铁的建设对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交通可达性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可达性水平在高铁的影响下整体提高,但提高幅度存在差异,其中市域尺度提升最大;(2)可达性水平的地域差异从高铁线路开通到线路呈网状分布逐渐缩小;(3)高铁沿线地区可达性水平变化明显,局部空间关联格局表现为:西安市、咸阳市所辖区县及乡镇低低集聚关联(可达性水平较高),天水市所辖区县及乡镇高高集聚关联(可达性水平较低);(4)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结果显示,高铁建设初期,市域尺度可达性变化明显,引起的可达性差异较大。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沿线区县以及乡镇的可达性水平提升,可达性差异显现。     

陕西省高铁网络建设对可达性空间格局影响

文章以陕西省高速铁路作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方法,用以测算最小时空距离、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可达性及可达性潜力四个指标,并对陕西省有无高铁以及未来"米"字型高铁网络建成后的可达性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评价,分析陕西省不同时期高铁网络扩张对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节点成本"网络分析法计算结果能较为真实反映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②陕西省高铁网络降低了最小时间可达性,"时间收敛"效应变化显著,但最小空间可达性无明显变化,"空间收敛"效应不突出;③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络建成以后,省会西安的中心枢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1 h可服务人口增加到1 751.61万人,提升66.17%,2 h可服务人口为2 890.8万人,提升44.93%;④随着高速铁路的扩张,陕西省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出"核心—边缘"形态到"廊道"形态再到"核心—廊道"形态的演化趋势,全省可达性整体提升,地区可达性差距缩小。     

欠发达地区高铁可达性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研究

选取哈大、郑西-西宝、兰新高铁为对象,研究沿线欠发达地区的高铁可达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格局。研究表明:①高铁开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可达性获得提升,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轴带内部存在显著的"断裂"区,加剧了中心城市高铁集散场的延拓、袭夺与耦合。②高铁的运营加剧了沿线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获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剧了沿线节点的两极分化,产生"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③耦合度与协调度整体呈不均衡的分异态势,局部地域表现出单核心城市的极化型、双核心城市的串联型、双核心城市的错位型、低水平区域的均衡型等4种分异格局。     

基于可达性的中心城市场能与经济关联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可达性是城市集聚与辐射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经济社会联系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借助Arc GIS10.0空间分析工具,通过计算加权成本距离、场能和引力模型探讨浙江省11地市2005和2014年可达性变化、场能格局演变,以及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方向及地带性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交通网络建设显著提升城市可达性,但小时圈扩展面积和扩展比率差异性突出;2城市发展与可达性改善大幅提升空间场能,但总体上北高南低,中心向外围、干线向两边梯度递减特征明显,并呈现以高铁线路为骨架,中心城区为支撑的新型空间场能格局;3城市经济联系地域性鲜明,呈现能级提升、多核支撑、网络化演进趋势,高铁成为密切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高效动力,经济联系优势逐步由浙东北向浙西南拓展强化;4地带内、地带间城市经济联系轴带发展层级、阶段不同,凸显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紧迫性。因此,亟需调适与引导城市经济联系层级、方向,优化完善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助推浙江省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高速铁路可达性格局及演变

基于城市间列车最短时间距离数据,使用最短时间距离模型、可达性系数和经济潜力等度量交通网络通达性的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建设对可达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速铁路快速崛起,时间压缩效益显著,可达性获得极大的提升;传统铁路、现状高速铁路和规划高速铁路情形下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呈"核心—边缘"模式,高速铁路建设促进了相对区位较优越地区向周边地域的迅速扩张,壮大了城市的发展潜能;城市群的可达性格局受高速铁路网络发育水平的显著影响,高速铁路建设初期强化了区域可达性的分异,而随着路网的完善,区域可达性的差异逐渐弱化。科学地研究和呈现城市群高铁建设前后区域可达性格局与差异,对于有效实现区域间交通网络的科学对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359个高铁站点到城区可达性的定量测算,结合文献分析法,从可达性提升、站点周边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三方面解析高铁站点的建设对不同规模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Levinson的基于西方高铁可达性的结论对于我国高铁来说不完全符合:大城市获得了更好的"相对可达性",但部分中小城市并没有获得"绝对可达性"的提升,相反甚至导致其可达性低于高铁开通前;在产业转移与产业同质化两大背景下,我国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显著特征,即高铁导致了大城市第三产业的空间极化发展,但对第二产业有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工合作、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高铁促进了相邻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但尚处于同城化的初始阶段,同时高铁也使巨型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获得扩散作用的有益影响。     

高铁可达性与土地价值:文献述评与展望

高铁的开通运营对沿线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土地价值提升均产生重大影响。以可达性为切入点,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并构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探索性分析框架:可达性变化—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与土地利用—土地价值。基于宏观和微观两种尺度,对高铁与土地价值的关系进行全面解析,提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受高铁影响区域范围难以界定、缺少对高铁站区及沿线土地价值的量化评估模型、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创新性不足、缺少对典型区域的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展望。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

在县级空间尺度下,采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经济潜力和到上海出行时间三种可达性指标,评估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陆路可达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可达性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进行比较分析,讨论高铁引起的可达性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提升了长三角地区整体可达性,且能缩小区域间可达性的差异;高速铁路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可达性的提升存在差异。整体上,高铁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到上海的出行时间的提升更为明显,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接受其他区域尤其是上海的经济辐射和带动效应;但对经济潜力的提升则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更为明显,这一趋势可能会导致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的进一步极化。     

时空压缩下的风险投资——高铁通车与风险投资区域变化

基于风险投资(VC)的视角,本文研究高铁通车改变地理距离的时空约束条件后,我国风险投资行为的新变化。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表明,高铁通车后,与非高铁城市比较,风险投资对高铁城市的新增投资显著增加。与此同时,高铁扩展了VC中心城市的投资辐射范围。而且高铁通车后,由于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所降低,造成信息敏感性较高的初创期和扩张期的风险投资明显增加。同时,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非国有背景VC机构对高铁城市的新增投资较国有背景VC机构更多。本文揭示了高铁对地方经济发挥效应的一种作用机制——高铁带来的空间压缩、时间节约、可达性提高,使得高铁城市吸引了更多的风险投资,有利于地方经济转型和推动创新。同时,本文结果对于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布局亦有启迪。     

快速铁路开通对海南岛空间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

快速铁路具有时空收敛作用,能够重塑区域可达性格局从而引起区域可达性空间分配不公平。以海南岛为例,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快速铁路对岛屿空间内区域可达性格局和空间公平性的影响,以引导快铁布局模式向注重空间公平转变作理论探索。结果表明:(1)快速铁路大大提高了海南岛内城市(有快铁站点)的交通可达性,但可达性时间的改善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2)快铁开通重塑了海南岛内可达性格局,由快铁开通前的东—中—北部可达性最优、西—南部可达性差向环岛沿岸可达性最优、中部地区可达性差转变,可达性洼地呈现重心北移趋势,呈现"边缘—核心"逐渐递减的可达性格局,与开通前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可达性分布格局相异;(3)快铁开通前,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异,快铁开通后,可达性格局与可达性潜力格局趋同;(4)由于快铁开通压缩其可达时间,进一步提升了岛内城市可达性潜力,呈现环岛沿岸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城市(有快铁站点)强、中部地区无站点城市弱的"马太效应"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核心—边缘"逐渐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5)快铁开通增加了交通可达性的全域变差系数CV值(增加0.0285),表明快铁强化了海南岛交通可达性的空间不均衡性,在空间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交通公平格局,公平性分配呈现"跷跷板效应"。文章为岛屿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提供参考,融合了快速铁路与空间公平的研究视角,以海南岛为研究个案探讨交通可达性空间公平问题。     

中国城市高速铁路客运的空间联系格局

基于全国高速铁路班次数据,通过传统重力模型和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探讨中国城市高铁客运空间联系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高客运量城市集中于东部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东部城市群高客运量城市扎堆,而西部地区高客运量城市稀疏。全国城市高铁客运量与城市等级体系、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对应。局部区域高铁客运量格局包括中心城市极化型、多核心均衡型和低水平发展型的三种典型类型区。(2)城市高铁客运量具有显著的时间距离衰减特征,高铁客运量集中于城市4 h范围内,高铁出行更适合中心城市密度较高的城市群地区。(3)高强度联系网络主要分布于东部城市群内部和东中部地区"四纵两横"沿线部分区段,中心城市密集地区的高铁联系网络的强度普遍较高。(4)经济因素是高铁客流生成的根本动力,高铁可达性和城市等级也是影响城市客运格局的主要因素。与传统铁路相比,城市吸引力和时间距离对高铁沿线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正负影响程度均有明显的削弱。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地区都市圈可达性影响

利用成本加权栅格法分析非高铁与高铁条件下长三角地区5大都市圈的最短旅行时间的可达性和一日交流圈等时圈格局变化。结果显示:1都市圈高铁站点城市成为时间收敛最大受益者,非站点城市可达性也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25大都市圈等时圈均沿高铁线呈轴向态势向外推移明显,表明高铁对都市圈空间拓展具有较强的轴向引导作用。3高铁扩展了5大都市圈一日交流圈范围,覆盖范围几乎达到100%,1h和2h等时圈覆盖范围均有不同程度扩展,表明高铁条件下,都市圈内部城市以及都市圈之间重要核心城市的时间距离拉近,实现跨城市当日流动,形成"同城效应"。     

高速公路驱动大湘西旅游空间合作格局的演变和优化

交通是推动旅游空间合作的先决条件,对旅游合作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多种计量方法探讨高速公路发展对大湘西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公路交通发展影响区域旅游可达性,对旅游地空间布局产生聚集和扩散作用;高速公路交通布局驱动大湘西地区旅游经济质量的提升,影响旅游流的流向和流量;高速公路的发展驱动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的提升。针对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高速公路交通网布局,注重高速公路交通质量提升,提高区域旅游合作水平等建议。     

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变

通过构建区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熵权TOPSIS法对中原经济区2000、2005和2009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与比较;进而采用马尔可夫链和ESDA法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增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呈集聚分布;从热点区分布看中原经济区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从热点区演变看中原经济区尚未形成稳定的空间发展格局;给力培育地区经济增长极和主导发展轴、优化空间开发格局,深化区域分工与合作,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实现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基于Super-DEA模型的厦深高铁可达性效应综合评估与空间分异

不同形式的可达性指标所揭示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达性特征具有差异性,客观地将不同指标进行综合以全面掌握可达性效应,对于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新建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综合运用GIS网络分析、Super-DEA、空间变差函数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空间相互作用成本和效益出发,选取4种常用可达性指标和本文构建的综合可达性指数分析了厦深高铁开通引起的粤闽沿线地区可达性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厦深高铁开通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广东省城镇出行时间的同时,扩大了福建省城镇空间相互作用潜力与吸引范围;综合可达性指数形成了以珠三角中东部地区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广东省综合可达性水平明显优于福建省;厦深高铁的开通促进了区域可达性公平性水平的提升,广东清远、河源、潮州以及韶关部分地区、福建的龙岩、漳州等地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有利于可达性空间公平性水平的提高;粤西和闽北地区、核心地域的珠三角东部和中部地区综合可达性指数变化则引起了可达性空间差异的增加。     

浙江三大城镇群空间组织与结构演变

城市(镇)群为大尺度空间组织形态,是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产物,现已成为我国"新常态"情景下城镇体系动态演进的主要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战场。以浙江三大城镇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点—线—面"逻辑脉络,综合运用实力模型、可达性模型、引力模型和隶属度模型,揭示1996—2014年其空间组织与结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城市综合实力和可达性全局提升明显,两者地理过程、格局趋向一致性,即围绕"四大都市区"极化与扩散并存中协调耦合演进,时空收敛成效显著;城镇间联系强度由弱关系向强关系逐步转变,且扁平化复杂网络结构显现;四大中心城市腹地范围扩张与收缩轮替中呈现行政区组织稳态结构,"四分"均衡格局特征显著;浙江城镇群空间结构动态演变反映出要素资源空间配置不断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