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制造业开放型技术双元提升

为应对全球贸易“新常态”与“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的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脆弱性问题，研究从网络治理视角，选取国内制造业9个行业的1607家企业样本，分析网络距离、网络密度、网络位置三个维度及各维度相互作用对企业开放型技术双元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贡献，在于协调异质性特征网络和开放型技术双元的多维关系：网络距离有效促进了技术探索；网络密度增强了技术应用；网络位置则使企业能够在不同核心功能网络中协调网络密度与网络距离关系，以最大限度来提升开放型技术双元能力。而空间溢出效应，则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与中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关系模式的全面性影响联系，促进了网络异质性技术与网络分工合作关系的匹配和链接，延伸了企业对网络内外技术吸收与整合能力，其所产生的产业聚集与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企业开放型技术双元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开放型技术双元、交互吸收能力与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

选取2008—2019年中国研发活跃度较高的4个行业269家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分析中国企业开放型技术双元能力和不同技术组合交互吸收调节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双元吸收角度对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进行比较后发现：①中国企业开放型技术双元具有显著开发型和内向型特征,企业跨国双元吸收能力不足造成组织开放型双元压力,并对企业跨国多元化经营和长期绩效产生抑制作用;②相对于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和多元化风险,双元吸收风险成为中国企业绩效提升与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互动关系的优先考虑,具有较高跨国探索吸收能力的中国新兴行业企业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而母国双元、跨国双元间交互吸收能力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③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实践表明,比较竞争优势能够有效弥补后发国家企业跨国双元吸收能力不足的缺陷,并使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多元化,反映出开放型双元吸收能力是后发国家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行业异质性及收敛性测度

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呈现收敛趋势。利用TiVA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采用附加值贸易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GVC1.0、GVC2.0、GVC3.0），在GVC1.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下降，在GVC2.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加速上升，在GVC3.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稳步上升。构建全球价值链位置收敛计量检验模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β发散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可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提供新证据。     

中国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区域特征

从区域经济前向关联视角,构建了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相统一的、产业-区域双视角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模型,考察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2002—2012年期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中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区域"内向性"特征较明显;分区域考察,中国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引进的双重效应分析

如何利用技术引进提升内资企业的市场绩效是一个重要课题。针对后发优势理论与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矛盾,通过实证分析1995--200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等数据,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引进存在着显著的双重效应,即内资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其新产品销售收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其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引进双重效应的产生原因,即内资企业受发达国家技术出口限制,导致其通过后发模仿来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效不显著。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特质、机理、异质性、滞后性与动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逐渐减弱的滞后性；(2)从时间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渐减弱；(3)从地区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提出进一步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缩小不同地区间技术差距等政策建议。     

中国稀土产业的国家价值链构建问题研究——基于对俘获型全球价值链治理突破的探讨

稀土产业是中国具有绝对资源优势的战略先导产业,却长期陷于弱小、无序和落后的状态,使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由于稀土产业的特殊性,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解释制约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笔者基于中国稀土产业链受制于下游终端消费环节不振的现状,以价值链理论为核心剖析中国稀土产业对俘获型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状况及由此带来的产业链升级障碍,提出了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推动中国稀土产业良性发展的战略路径及具体战略手段。     

技术引进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证检验

国际技术扩散是影响本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利用2003-2008年区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国际技术扩散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竞争效应和外资研发溢出效应对我国低层次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高层次技术创新能力没有显著作用;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的模仿效应对我国内资企业高层次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低层次技术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购买国外技术对我国内资企业各个层次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对高层次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小于对低层次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创新网络治理、动态嵌入与GVC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例

自从美国于20世f690年代首先提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先后提出了自己先进技术发展计划和先进制造发展战略。当前,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将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先进制造业不仅要具备先进的制造技术、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先进的制造模式,还要有完善的创新网络和极强的创新能力。在全球FDI快速流动和制造业价值链不断跨越国境的条件下,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创新网络在GVC中的有效嵌入。这种嵌入又取决于创新网络治理模式和GVC治理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治理模式所决定的知识转移方式。治理模式与知识转移模式之间的协同促进了价值链从模块间无序耦联、有序化程度提高到模块间整合的动态演进,从而实现了作为动态嵌入式系统的GVC升级。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G VC嵌入、无形资产要素与装备制造企业价值创造效率

将GVC因素引入企业价值创造体系中,基于效率视角揭示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理,以及GVC对该影响的调节机理,构建机理框架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效率视角,选择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评价方法并构建相应测度模型。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测度各无形资产要素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以及GVC对无形资产影响的调节作用。最后,提出GVC下提升中国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策略建议。结果发现：品牌资产、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产品功能和人力资源质量对企业价值创造均具有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源数量和有形资产则具有负向影响;GVC因素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不大;GVC对无形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嵌入GVC、重视企业品牌建设、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积累、提升企业人力资源质量等策略,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