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提高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以碳减排为主要目标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以2008—2020年全部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与企业所在城市匹配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个传导机制提升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应完善对试点城市的考核机制,因地制宜开展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现重污染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契机还是危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还是一场危机?利用2010—2020年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2)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财务困境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大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小型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困境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据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助力弱势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风险,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国家低碳战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城市试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并且带动、突破与引领全国低碳发展,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也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重要契机.以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及与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匹配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低碳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降低高碳排放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丰富了将低碳城市试点切入企业层面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是基于中国情境对"波特假说"相关领域研究的补充,为低碳城市试点的深入推进及企业以该试点为契机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据要素市场化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将各地数据交易平台的建立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有效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这种驱动效果呈现边际递减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等渠道间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所在地区产权保护水平、人才集聚水平以及科技支持力度较强的企业驱动效果更为显著;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非高技术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更能助推非国有企业、初创期企业、服务业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向。     

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是否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分位数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能否提高企业生产率?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企业国际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等微观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倒U形关系,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财务绩效影响不显著。短期内国际化战略未提升直观可见的企业财务绩效,但企业不应过分看重眼前得失,国际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生产率提升一方面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契合当前中国加快经济转型、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     

数字化情境下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创新驱动为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贡献力量。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发展基础,并结合制造企业所面临的高附加值的“服务陷阱”、生产效率良莠不齐以及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优先级等问题的转型挑战,选取了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加强二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并且数字化的调节效应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     

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城市异质性

物流企业在一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物流产业集群，能够通过促进地区要素流通、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2—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物流产业集群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城市的物流产业集群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中部城市作用则相反；在特大城市和小城市这一作用显著为正；产业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城市中物流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会通过提升物流业专业化水平和物流业制造业产业协同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促进作用。     

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京津冀13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摘要：运用SBM-ML方法测算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以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规模、创新投入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小幅上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拉动作用明显。常住人口规模对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人才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创新投入与城市技术进步指数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政府短期投资能促进城市科技创新,长期投资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客观评价该试点政策的企业生产率效应。研究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讨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有效。此外,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可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途径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试点政策的正向影响效果也因企业所有制特征、行业特征、城市特征不同而产生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提供了经验参考。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证分析

使用我国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设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发展可以显著提高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试点地区企业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运用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改善企业经营能力三条途径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数据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研究结论,从夯实我国大数据发展基础,重视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以及加快扩大推动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试点政策实施范围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2005—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从供给侧视角以生产性服务业自身集聚及其与三大产业的协同集聚作为其对国民经济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探察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就供给规模而言,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倒U型关系,尚未达到最佳集聚程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力军;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就供给结构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与第一产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最小,而与第二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发挥出足够影响。     

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97～2007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DEA方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同时测算了各个地区技术效率的规模效应、投入与产出的冗余与松弛状况,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有正的上升趋势,技术效率有下降趋势;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地区差异显著;研发人员、研发投入强度、政府资金支持、银行资金支持、技术转移、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提高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前瞻性政策建议。     

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技术、组织和管理3个维度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分析框架,并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30个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是多因素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2）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高水平数字化转型存在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驱动型和全要素驱动型3种驱动模式;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有2种且与高水平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3）大数据发展水平、数据开放共享和煤炭资源依赖是驱动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最关键的要素。各要素在不同路径中发挥不同作用,煤炭资源型城市应结合自身禀赋,合理配置资源投入、减少煤炭资源依赖,选择恰当的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     

政府干预、资本市场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政府干预下的资本市场扭曲严重阻碍了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在详细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影响高技术产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1-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测度我国资本市场扭曲程度,实证分析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扭曲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和导致资源错配两种途径造成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而资本市场扭曲有助于具有研发能力的高技术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资本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地区.据此,本文提出了高技术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杠杆率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使用Fare Primont指数法测度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针对2003—2017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可分析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年为转折点，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全国在2008年之前为去杠杆趋势，2008年之后总体呈加杠杆趋势；东部地区杠杆率偏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总体上，高杠杆率会通过降低技术效率和剩余混合效率的路径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高杠杆率会显著抑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影响。此外，经济开放、信息化水平和政府科研扶持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重点降低中、西部地区杠杆率，稳定东部地区杠杆率，并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等外部环境优化措施。     

行业进入壁垒与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保护还是抑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相关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行业进入壁垒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进入壁垒对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抑制效应,并对生产率分布两端行业的负面影响较大,呈"U"型结构;行业进入壁垒存在国有文化企业保护倾向,其对国有文化企业生产率具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非国有文化企业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以文化企业补贴渠道存在的行业进入壁垒,不利于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市场壁垒能够提升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些研究成果为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实施推广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平衡提供了政策启示。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