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财政透明、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典型城市构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透明、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低、对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在信息公开机制与政府会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透明不仅未能产生应有的问责约束效应,甚至已成为市级政府粉饰经济绩效、掩饰社会责任的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GDP导向的官员晋升激励会强化上述"悲观"效应。现阶段,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机制,推动财政透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由"悲观"变为"乐观";同时,优化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将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正确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践行公共服务责任。     

新形势下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税收竞争模型对我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研究。文中考察了两种治理手段,一种是中央政府降低晋升激励强度,另一种是中央政府提高反在职消费强度,并对其治理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当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在职消费,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则保持不变;当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官员的反在职消费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在职消费,增加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当中央政府同时采取这两种治理手段时,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具体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如何,则取决于哪种政策措施的治理效应更强,但无论如何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一定会增加。本文还把环境污染引入了居民福利函数,结果发现,就不同治理手段对居民福利产生的影响而言,边际污染的临界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官员异质性、努力扭曲与隐性激励

学术界多从晋升激励角度解释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热情。但是经典的晋升激励模型存在着激励扭曲。激励扭曲可以分为努力方向扭曲和努力程度扭曲，现有文献对于前者给予了高度关注，而对于后者则有着较大的研究空白。通过将官员异质性因素引入传统的晋升激励模型，可以从理论上发现地区资源禀赋、行动次序等因素都会引起官员努力程度的扭曲（即“偷懒...     

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及创新的影响

Baumol认为企业家行为模式受到所在制度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会促进企业家从事增加社会福利的生产性活动，比如创新；而制度环境不佳会导致企业家从事攫取社会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寻租。Baumol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在中国具体情境中，是否有其适用性？以我国2009-2014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份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工具变量，在有效控制内生性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后，实证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活动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转轨时期我国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企业家寻租活动就越多。进一步通过系数检验以及Bootstrap方法考察企业家寻租活动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证实了“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家寻租活动增多→企业创新强度减弱”传导机制的存在，可为深化中国要素市场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国外为吸引选民而进行"向下负责"的税率竞争,而呈现出"向上负责"的标尺竞争行为。本文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财政收入(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验证了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的存在,以及竞争带来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后果。这种标尺竞争来自于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激励,促使其努力地发展地方经济,其最重要的影响渠道就是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     

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地方重复建设——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政治晋升激励的角度考察了中国重复建设的内在机制。本文的分析表明,横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由此得到落后地区是否进行重复建设的条件也就不相同。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价格扭曲放大了横向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为了降低落后地区进行重复建设的程度,中央政府需要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官员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激励,也需要努力推动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体制改革。     

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

笔者依据1978年~2011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晋升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这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近年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

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具有显著的扭曲效应。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方式。（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保增长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明显。（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本文为政府目标管理和要素市场扭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中国省级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则具有负效应。研究还发现,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形成预算软约束,从而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

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具有显著的扭曲效应。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方式。（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保增长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明显。（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本文为政府目标管理和要素市场扭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视角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但在间接效应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引致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其产生的税基效应和税率效应相互抵消，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的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呈现中性影响，并未产生正向激励效应。     

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中国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效应评估*——基于动态空间工具变量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工具变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地方政府收入行为视角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具有双重作用。在直接效应方面，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且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直接税收扭曲影响。但在间接效应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会引致地区间扭曲的税收竞争。其产生的税基效应和税率效应相互抵消，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的影响不显著，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呈现中性影响，并未产生正向激励效应。     

纵向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本文以中国在2002年实施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为背景,将纵向财政失衡纳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互动的理论模型,分析纵向财政失衡引致的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并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采用强度DID的识别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纵向财政失衡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在一系列稳健性与有效性分析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讨论发现,长期纵向财政失衡将通过能源要素市场和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的要素投入决策,最终影响企业能源消耗强度。本文为形成以财政制度为核心的能源环境治理政策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政府应认识到能源要素市场扭曲背后的制度原因,从财政制度设计角度解决公共治理问题,发挥财政工具的激励、协调作用。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