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东部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变异系数法测度了科技金融生态水平，运用Arc GIS探究了科技金融生态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实证检验了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和非均衡性。(2)科技金融生态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高铁时间距离权重下对其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最大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形关系；科技金融生态与环境规制形成协同效应，进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借助动态空间Durbin模型及半参数空间Durbin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结构调节效应和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引导经济发展动力向技术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加强跨区域企业技术研发交流合作，创新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技术创新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和时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则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时具有协同效应。据此，提出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推进城乡要素流通与资源配置、探索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路径，以期加速推动低碳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基于省级尺度的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促进工业生态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2005—2017年各地区相关数据,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生态效率,并借助空间计量分析模型考察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与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2005—2010年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较为稳定,效率值始终在0.760上下浮动,自2011年后开始出现明显波动,并呈现出"两极化"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高效率区域,而低效率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高的省份与工业生态效率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均相对集中。③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阻碍工业生态效率的提高,研发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余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基于上述结果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

环境税为一项重要的强制性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财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会对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大影响。以沪深两市主板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有：第一，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环境税对异质性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具有一定差异性，环境税对国有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税对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影响不显著；环境税对采矿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表明，针对目前环境税实施状况，政府应当适当提高环境税税率，精细化税收相关规定，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的长效激励作用。     

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测度及演化分析

基于2009—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数据，运用改进距离协同模型对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能力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收敛模型对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检验，揭示其演化特征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发展水平低于协同水平；(2)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融合协同发展势头强劲，中西部地区融合协同发展程度起伏波动，东北地区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波动幅度最大，均有待提升；(3)各省份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且较不均衡；(4)四大区域及全国均存在空间收敛。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开展试点示范、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统筹东部比较优势、用活用足资源禀赋等建议，以合力推动技术创新与标准化融合协同发展。     

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中国271个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强化环境规制、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日益趋紧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技术创新?针对这个问题,论文以2000—2016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其门槛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具有连续性。第二,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相同,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过低和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不利于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碳减排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北大核心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关联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呈现“高—高”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呈现“低—低”集聚。(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二者关系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碳减排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检验

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区域产能调节这一问题出发,利用2001-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双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区域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该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约束;环境规制之于区域产能调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大于东部。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指数TC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的增长。通过上述研究确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损失的来源和真实原因，为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有效路径。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检验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与技术创新效率在我国省域间的分布格局。研究表明，三者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即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不同地区形成局部空间集聚，存在高低非均衡的“俱乐部”现象。基于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从全国和分地区看，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均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并且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能够发挥彼此间的互补效应，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不同地区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