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交互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检验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与技术创新效率在我国省域间的分布格局。研究表明,三者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即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不同地区形成局部空间集聚,存在高低非均衡的"俱乐部"现象。基于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从全国和分地区看,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均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并且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能够发挥彼此间的互补效应,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不同地区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产军协同、政府科技支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     

校企知识流动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校企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研发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采用两阶段DEA模型分别测度了校企知识研发效率和校企知识转化效率，并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研究两种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的校企知识研发效率整体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并且两种效率均具有地区分布不均衡性，莫兰指数验证了两者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高校层面，高校创新能力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但是，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抑制效应，科研人员结构只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正向影响，政府科研支持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积极作用；在省域层面，省域创新集聚水平与地区经济水平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只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校企知识流动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类型具有异质性。     

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影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用传统空间同质性假设很难解释。为此,研究采用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DSBM模型对省际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合理测度,并基于此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依次递减且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潜力很大;整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对于地区自身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然而二者对于邻近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从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分析,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间接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而在空间杜宾模型的总效应中,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对于金融效率而言,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总效应均表明,金融效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创新效应——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证据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创新，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强。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和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以及增强政府科教支持这三条渠道促进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城市、重点城市和科教资源较好的城市表现更强。进一步发现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相邻城市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扩大了城市之间的创新差距。     

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抑制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还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与演化——基于专利合作与社会网络实证分析

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攻克制约我国国防与经济发展科技难题的重要举措。为探索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路径,采用北京市装备制造业2000-2019年军队单位、军工单位与民口单位联合专利申请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ArcGIS空间分析法,对北京市装备制造业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和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北京市装备制造业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经历军民分离阶段、军民融合初步发展阶段,现正处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阶段初期。从结构特性看,创新合作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密度逐步降低,网络结构呈现“多核心”特征、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从空间分布看,北京与华东、中南地区合作频繁,逐渐形成以北京—陕西、北京—江苏、北京—河南为主的多条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连接渠道;从核心节点看,军工高校与军队院校仍是军民科技研究主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起重要带动和引领作用。     

技术多元化、发明者网络嵌入与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2015—2020年中国内地107家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军民融合企业专利数据构建技术多元化、发明者网络嵌入（结构洞和网络密度）等指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技术多元化、发明者网络嵌入及两者交互作用、结构洞与网络密度的互补关系/平衡关系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多元化、结构洞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网络密度及其与技术多元化的交互作用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网络密度和结构洞的互补关系会抑制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两者在军民融合企业内部的平衡关系能够促进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     

嵌入理论视角下军民科技人才共享模式、困境及治理

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性资源。我国军工科技人才和民用科技人才长期处于割裂状态，无法有效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基于嵌入理论，分析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的嵌入制度基础、嵌入需求基础和人才趋同基础。根据嵌入性质与人才隶属关系改变与否，提出虚拟嵌入、实体嵌入和智力嵌入3种军民科技人才共享嵌入模式。分析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政策、嵌入结构和嵌入渠道等方面的困境，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     

科技投入超效率测度的偏DEA分析与资本驱动的区域协调

现有科技活动效率研究存在异质性缺陷，导致无法深入分析引发效率差异的区域演进成因。应用超效率测度理论结合偏DEA视窗法，实证分析2010—2019年全国内地30个省（市）科技活动效率的动态演化进程，并从科技资本投入视角构建面板数据方程，考察不同资本类型驱动下我国科技投入效率空间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同时，应用Moran′sI指数衡量各省（市）科技活动效率与空间集聚关联性。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我国科技活动效率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减缓—明显下降的发展态势，其中，东北地区效率饱和，投资冗余明显；华北地区效率偏低，高效率省（市）带动能力突出；华东和中南地区效率呈螺旋式上升，区域内省（市）组团差异明显；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效率偏高，但省（市）分化差异明显。从整体看，我国科技活动效率溢出能力显著，政府资本与企业资本对总效率溢出呈正向影响；外来资本对总效率溢出无明显影响，且资本效应的空间关联性不显著，绝大多数省市的科技活动效率提升处于资本弥补阶段，极少省市处于资本驱动状态。     

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创新要素集聚对于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具有负影响,对于高校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企业的影响为正。政府支持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企业具有负影响。制度因素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没有明显影响,而对于企业具有明显的正影响。人力资本对于高校和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影响。FDI因素对于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的外溢效应。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健康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才能实现更快的创新产出和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创新协同度的影响——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军民融合创新是军民融合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化和结合，对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科技工业发展至关重要。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基于创新协同视角，主要考察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创新协同的影响。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分类并量化军民融合创新协同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回归方法考察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创新协同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军民融合创新协同度整体上仍属于低度协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财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协同水平提高。为进一步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需要政府对该领域实施相应的干预与扶持。     

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吗

技术和资金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采用2014-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数据，对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是否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信息获取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积极影响；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明显“抑制效应”；技术信息获取与政府科技资助协同作用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对厘清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是“扶持效应”抑或“抑制效应”，及如何建设技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政府科技资助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政府创新资助的有效性,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882家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考察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剖析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投入强度最大;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趋于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心-外围”特征显著,中心省份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外围省份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④政府创新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政府创新资助对东部地区、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为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优化政府资源配置,研究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现实价值。选取2007-2018年127家军民融合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纳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寻租变量作为政府补贴的外生工具变量,构建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使用差分GMM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军民融合企业往期研发投入对当期研发投入有影响,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为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提出政策建议。